记者:在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中,许多外出旅游的人都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文学人物在各地“复活”,成为各城市打“文化牌”的载体,由此而引起的属地之争也不断传出,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连《金瓶
谢名家:我也注意到这方面的许多争论,比如“梁祝故事发源地”、“诸葛亮躬耕地”、“朱熹出生地”、“孙悟空何方人”、“桃花源在哪里”等。这些争论是如此简单幼稚,为什么各地还在一本正经地据理力争?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偏差。一方面,各地热衷打“文化牌”,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希望以文化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品牌和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观念还没有转变,没有深刻理解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内涵,用对待物质生产的传统办法对待文化,因而做出了一些“假文化”和“伪文化”的事。文化确实是具有一种传承性的,但它更需要创新,文化在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原创,其创新性本质决定了品牌的创新性品质,不加创新地生搬硬套某种文化,就会闹出很多笑话和俗套。
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并不是真正重视文化,而是把文化当成了“花架子”和“摆门面”,更重视的是文化背后的经济效益。对文化的价值不是挖掘文化传承、历史渊源、社会影响等要素,而只注重可以带来经济效益的旅游价值,有的地方甚至舍本逐末,为了经济价值的开发而让文化遗产面临危机,破坏文化和历史。因此,我们说城市不能乱打“文化牌”。
记者:怎样理解和看待文化的作用?
谢名家:应该看到,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以精神生产为主导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物质力趋同、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的今天,文化更成为了经济的驱动力,文化不再只是作为休闲和有钱人解决温饱后的奢侈品,而可以实实在在地贯穿于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一种经济价值,文化力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文化得到各地政府关注和重视的主要原因。
记者:文化力包括哪些方面?
谢名家:一般说来,文化力有五种要素:一是观念形态,二是教育,三是科学技术,四是由科技转化的产品、工具和手段,五是人文精神。
记者:在各地品牌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谢名家:是观念问题。创品牌有两大要素,最大的要素是文化底蕴要很丰厚,但这不是寻找一些表面的、浅显的文化符号所能解决的,而要找到当地优秀的文化传统产品,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要用心地规范地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和当代的科技、当代的商业文化和当代工业文化结合起来,还要和当代的消费习惯结合起来,运用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文化模式来打造地区品牌。其次,提升地区文化力,不是发掘几个历史人物那样简单,综合提升文化力的各个方面要素,也是树立文化品牌的内容。比如,可以从发展教育做起,可以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做起,转化职能、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对整个社会实行更有效的协调和管理。这些工作虽不是点石成金、立竿见影的工作,但却是提升文化力的扎实、基础的工作,也是一个城市或地区活力和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记者:对城市打“文化牌”,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你有何建议?
谢名家:文化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内容为王”,内容决定价值,即要有符合市场需要的内容,要有具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内容,而且文化产业需要追求自身的高附加价值,需要提升到知识产权的高度并依法对其进行保护,这样才可以延长文化产品的价值链,强壮文化产品的生命力,从而增强其可持续发展力。那种简单牵强地发掘历史人物的做法是没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其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各地政府与其把精力放在这些无谓的工作上,不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化产品,怎样营造好当地教育、科技、人文氛围。
总之,要树立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观,各地必须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如把文化建设仅仅当做政府的公益性事业,没有从生产形态和市场化运作方面来考虑文化建设;如不能更准确和辩证地认识文化产品的产业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辩证关系;如在文化建设中缺乏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范的标准,没有单独地建立起科学完整的统计指标,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对各种文化产业中的成果进行量化考评,有利于推进当地的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品牌的创造。比如,某个理论研究、某个文艺作品对GDP的贡献是多少,就可进行科学的量化统计。还可把科学技术、高新技术、教育产业、智力产业,甚至党政机关、公务员系统的效率也都用统计进行量化考评。这样,通过统计数据准确客观地分析当地文化的优势和特色,再通过政策和产业扶持,将其发扬光大,有利于真正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
谢名家:1954年生于广东省澄海县,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硕士、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现为广东省文化经济战略决策研究领导小组执行副组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出版有《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信用:现代化的生命线》、《文化经济:时代的坐标――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