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湖南卫视“超女”的轰动，引起国内荧屏“选秀”愈演愈烈，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江苏台的“震撼一条龙”、“雪碧音乐季”，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星光大道”，浙江卫视荧屏选秀的文化背景
荧屏选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电视台追求收视率的策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台将求生存求发展置于首位，追求收视率、扩大节目影响、赢得市场份额成为各电视台的重点，以致于各电视台纷纷削减了文化类的栏目，加强了社会性娱乐性的节目，在市场竞争中追求收视率。阿兰・斯威伍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收视率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很显然，发行量的大小或收视率的高低，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广告费率的计算与它们是成正比的，其结果就是造成敌对报纸与杂志及电视台的无边竞争，恶性的相互较量，使得媒介内容趋同，市场上迅即出现了一大堆企图追寻商业‘成功’之产品，而文化媒介之兴起，其最主要的功能，变成了满足赤裸的经济利益。”（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健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4月版）因模仿“美国偶像”节目而获得成功的“超级女声”，使湖南卫视在全国的收视份额上升了20％，并连续20个月排名全国省级卫视台收视冠军，其总决赛的广告达到了每15秒11.25万元的天价。这导致了各电视台纷纷上演各种相类似的荧屏选秀节目，甚至出现了四大热门选秀节目都自称收视冠军的奇特现象。
荧屏选秀是大众文化流行中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形式。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流行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在躲避崇高中追求享乐，在抵御训诫中突出自我，在迷恋世俗中寻求娱乐，在社会不断物欲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倾向，因特网、电子游戏等满足了一部分人自娱自乐的欲望，荧屏选秀正迎合了大众娱乐的倾向。加塞特在《群众的反叛》中说：“大众已经决定要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盘踞空间，并且搬弄道具、分享以前为少数人专擅的娱悦之情，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就是大众将要支配政局了。”荧屏选秀正是满足了这种“反叛”，以往少数人专擅的舞台、屏幕，已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草根”招牌下简易的报名手续和低廉的报名费用，以及平民化的“想唱就唱”、“我型我秀”的口号，使诸多少男少女走上舞台荧屏，我行我素怪招百出，也让诸多观众激情洋溢如痴如醉。“超女”走红的名利双收，也诱惑着人们纷纷投身荧屏选秀之中。
荧屏选秀是社会资本推波助澜获得赢利的结果。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密切相关。“超女”的轰动使投资的蒙牛乳业获益不少，其以2800万元买断“超女”冠名权，去年上半年获得的纯利润高达2.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这也使众多社会资本看好并投资荧屏选秀，可观的广告资助促进了选秀的兴盛，形成了对于荧屏选秀的推波助澜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短信投票之招。据说在“超女”决赛的当夜，仅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收到的短信投票就足有800多万条，给湖南卫视和中国电信带来了滚滚财源，“超女”也就成了主办方的“财女”。在荧屏选秀过程中，资本有效地流通了，使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赢利。为“超女”动辄百万的短信量所吸引，各大选秀赛均流行短信投票，甚至有的选秀节目规定一名观众最多能为一名选手投18票，在主持人的煽情吆喝中，选手们的PK竞争中，粉丝团的如痴如醉中，随着短信投票的急速上升，不尽财源滚滚而来。
警惕荧屏选秀变得“可怜而贫困”
荧屏选秀说到底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拓展电视台的发展空间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意义和价值。但是，目前层出不穷的荧屏选秀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与改进的方面：
1、在盲目追求收视率中，荧屏选秀在克隆中大同小异。这是一个克隆的时代，有人指出“超级女声”是拷贝了“美国偶像”，而“美国偶像”又是抄袭了英国的“流行偶像”。随着“超级女声”的走红，层出不穷的荧屏选秀节目都有着克隆的色彩，海选、PK、零门槛、短信投票，大同小异。“加油！好男儿”走“超级男生”的路子，从评选范围到比赛模式，都与“超级女声”非常类似。选手表演、评委打分、短信投票，成为荧屏选秀的常用路子；主持人声嘶力竭，选手们花样百出，粉丝们激情洋溢，成为荧屏选秀的基本场景；克隆模仿大同小异，哭哭笑笑缺乏原创，唱唱跳跳缺乏个性，使荧屏选秀呈现出雷同化的倾向。
2、在群众性娱乐狂欢中，荧屏选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荧屏选秀是一种大众文化的表现，理查德・汉密尔顿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转瞬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撩拨性欲、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足以带来大笔生意等十一项特质”。大众文化的这种俏皮浮夸，使荧屏选秀中明显具有低俗化倾向，卖乖露丑成为选秀中突出现象;唱歌走调、动作怪诞的歌手，却在“我型我秀”里一路高歌猛进；选手说谎话、说脏话被挂在网上；有关选手的恶劣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在煽情式的主持中，让选手们出尽洋相泪眼迷离，在有的评委恶语相加的评点中，也使选秀呈现出可资议论和低俗化的色彩，使其沦为一种引导文化趣味降低的节目。
3、在社会资本觊觎投入中，表现出娱乐产业的盲目性。荧屏选秀的热播，形成了商家与电视台的双赢，但是却表现出目前我们娱乐产业的盲目性。随着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休闲渴望娱乐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娱乐产业具有很大的市场与辉煌的前景。但是，当下我们的娱乐产业尚不成熟，既缺乏对于市场的调查分析，又缺少对于产业前景的规划，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使得这类选秀节目呈现出随意性、无根性，在商家对于荧屏选秀的热衷里，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产品市场利益的唾手可得。
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它们并不想、也从来不把人当作主动而知道反省的，大众文化的产品只把人当作是被动而易受操弄与控制的。就在大众媒介营造出来的奇幻世界中，文化与娱乐混为一体：大众艺术是‘盲目的，沉溺于奇思幻想之中’，任何正常的人都要为此而深觉沮丧，大众文化所教育者无他，就是让大众谦卑顺服而已。”虽然，霍克海默对于大众文化的批评有过于苛刻之处，但是仍然值得我们警醒。作为大众文化的荧屏选秀应该注重独特个性，应该尽量避免低俗化倾向，应该摆脱娱乐产业的盲目性，力戒成为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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