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院士,他的生命中经历了很多“第一”:参与了我国第一发导弹、第一枚运载火箭的研制,负责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第一艘载人飞船的研制。他亲历了中国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的形成。在庆祝中国航天五十
初创时期艰苦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中国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
1957年戚发轫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刚成立不久的国防部五院,即现在的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成立的研究院。
当时的条件很严峻:西方国家封锁、前苏联撤回专家;国内除了钱学森,谁也没见过导弹什么样,手摇式计算器和计算尺就是最好的设备。总管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元帅道出了大家的心声:“变压力为动力”“变气愤为发奋”。钱学森亲自给大家讲导弹概论课。在破旧的房屋里,少数回国专家带着一批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凭借极其简陋的设备,意气风发地踏上了研制中国导弹的征途。
戚发轫说:“当时工作、生活条件很差,但心情很好,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大家都憋了一口气,一定要造出中国的导弹!”1966年,戚发轫和同志们在戈壁荒原上连续奋战了5个月。这年10月底,伴随一声巨响,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如离弦之箭,准确命中目标,发射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初创时期艰苦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中国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段经历深深印在戚发轫脑海中。他感慨地说:“这段时间最大的体会就是:国家不强大,要受人欺负。先进技术谁也不会给你,发展航天事业只能靠自己。”“文革”期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文革”期间,戚发轫调到1968年正式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当时,条件同样很困难,缺资料、没设备,大家依旧白手起家、信心十足地干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是“老九”还是臭的。白天受批判,晚上还要加班做试验。明天全家就要到“五七”干校改造了,今天还要把数据整理出来交给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群众仍然满腔热情地投入卫星研制中。
1970年4月24日,随着“点火”一声令下,长征一号火箭直冲云霄。一个半小时后,卫星观测站收听到太空中的《东方红》乐曲声!卫星研制人员中,很多人热泪盈眶,也有人跳跃欢呼!戚发轫激动地大声说:“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
在“文革”中把中国第一颗卫星成功地送上天,引起全世界瞩目。这就是后来宣扬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这段经历同样令戚发轫难忘,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计个人荣辱,国家利益至上。
1992年正值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仍圆满完成第一次无人飞行。形成了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戚发轫奉命担任飞船总设计师。面对研制飞船晚于俄美几十年的差距,我国大胆地跨过美俄从单舱到多舱近40年历程,直接研制第三代载人飞船。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出现了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军工科研单位待遇很低,很多年轻人因此外流到外国、外企或民企去了。少数近60岁的老同志和一批年轻的同志承担起这个全国、全民族期望的任务。
为保证第一次无人飞船胜利飞行,研制队伍以超常的管理、超常的效率、超常的劳动强度奋斗着。1999年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无人飞行的圆满成功,为有人飞行打下了基础。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载人飞行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想。在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制过程中,形成了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神舟五号成功后,戚发轫退居二线。他感到最大的欣慰,就是神舟飞船十几年充满激情的实践,造就了一大批年轻的有才能有经验的技术力量;同时也形成了神舟文化,就是:祖国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文化,零缺陷、零故障、零疑点的质量文化,同舟共济的团队文化。
同事们介绍,在研制飞船的过程中,戚发轫老伴因肺癌晚期住院治疗,进发射场之前,他白天忙任务,夜晚上医院,把所有的压力与苦楚都默默地承受下来。2001年3月,处理完妻子的后事,心怀巨大悲痛的他又投入飞船的研制中。他以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书写着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