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历来是文化、是繁荣的象征，也是才子佳人的天堂。蜀人伊籍称吴土地人物时说：“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渠渫而扬波，其人磊落而英多。”地处太湖之滨、作为荣氏桑梓的无锡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灵性与禀赋的地方。从文化之乡走出的荣毅仁与文化和教育之间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纽带……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先
今天我们在庆祝暨南百年华诞时就不能不回顾百年暨南所走过的风风雨雨，在我们回顾暨南的百年历史时，就不能忘记那些为暨南的事业付出心血的人们。这其中就包括在暨南大学复办之后作出突出贡献的荣毅仁先生。
莫道桑榆晚
1978年的暨南大学如同1978年的中国：在面对既往凋敝历史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的生机。“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中央全面总结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以务实的精神拨乱反正。这包括纠正侨务工作和侨务教育事业中的错误，恢复并进一步制定了侨务工作和华侨教育的方针政策，使得华侨教育达到应有的局面。
197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外交部《关于全国侨务会议预备会议的情况报告》的文件中，明确指出要“逐步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和若干华侨补习学校”。为争取各方面力量支持复办暨大，并加速复办工作进程，1978年6月恢复了暨南大学董事会。已到耳顺之年的荣毅仁接受国家的任命，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副董事长，从此开启了荣毅仁先生与暨南大学二十几年风雨与共的诚挚情谊。
先生给暨南人的印象是“身材高大、斯文儒雅、神态和平”的长者。在第一届董事大会上，面对学校百废待兴的实际状况，荣毅仁副董事长率先表态，将国家落实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赎买政策发还给他（在广州）的56万元捐给暨南大学，对困境中的暨南大学是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十年同舟路
1985年，也即原暨大董事会董事长廖承志逝世两年后，荣毅仁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兼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直到1994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因政务繁忙才辞去暨大董事长一职。在这10年期间，正是暨南大学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荣毅仁先生非常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他重视董事会的工作，使董事会在监督学校贯彻“面向海外、面向港澳”的办学方针，审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和重大改革措施，帮助学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引进先进教学设备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扩大暨南大学在国内外的影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6年1月16日由荣毅仁、霍英东、马万祺等人发起组织的暨南大学教育基金会在香港举行签字仪式，同年5月在香港正式注册宣告成立。作为非盈利机构，该基金会的宗旨是“加速暨南大学的现代化建设，提高其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资助教师出国深造，延聘国外或港澳专家来校讲学，设立奖学金，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引进先进学科课程、仪器设备并全面参与各项人才培训计划，藉以满足港澳地区及华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基金会设立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荣毅仁先生出任理事长，马万祺、霍英东等任副理事长。
最让暨南人念念不忘的是，1989年荣毅仁先生致函国务院总理李鹏，建议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单独对外招生。1987年和1988年，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七所高校实行9校联合招生，使暨南大学无法发挥百年侨校的传统优势。荣毅仁先生在信中反映了9校联招问题，并联系主管世界银行贷款部门负责人，希望能充分考虑暨南大学的侨校性质、任务，尽可能给予关照。国家教委经过慎重考虑，批准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从1989年起恢复单独对外招生，暨南大学同时获得世界银行45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建设组织移植与免疫实验中心。
夕阳无限好
1994年1月，荣毅仁先生在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后，因国务活动繁忙，辞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一职，但他对暨南大学仍然怀有深厚感情，“衷心祝愿暨南大学兴旺发达，鹏程万里”。
1995年11月，身为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抽出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接受《暨南春秋》摄制组的采访。在谈话中，他高度评价了暨南大学90年来的办学成就，对暨南大学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寄予殷切的希望。
90周年校庆时，荣毅仁先生题辞祝贺暨南：“桃李遍五洲，春风拂四海。”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迟暮之年的荣毅仁不再担任国家副主席之后依然心怀暨南，于1999年出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荣誉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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