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林教授是我们系最优秀的教员之一，更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上世纪60年代，他曾参加艾思奇主编的全国通用哲学教材的编写。人大复校以后，他又陆
一提到秀林，我们就会想到他参与主编的教材；一提到哲学原理教材，我们就会想到秀林。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不仅是因为秀林对这两部教材的编写贡献最大，而且是因为教材的影响大。一本好的教材，不仅对学生学习十分重要，而且代表的是全系的总体水平，表现的是这个教研室全体教员的凝聚力和学术造诣。可以说，一本好的教材就是一个系的标志。我就亲耳听见有的外校青年教师对秀林说：“您的教材是我的领路人。”这不是客气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本教材的巨大作用。
要办好哲学系，一定要重视教材建设。我们当然要重视科研，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科研成果为支撑；我们更应重视教学实践，一本好的教材必须以总结教学实践经验为基础。但是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被吸收到教材中，它的作用和影响就是有限的；教学经验如果不能被编写教材时作为学生接受水平和需要的依据，这种经验就只属于教员个人而不能成为“公共财富”。可以说，秀林主编的教材，这两方面都注意到了，既有深度又适于教学。
我们党非常重视教材编写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全国曾编写过六本哲学教材。其中一本就有秀林参与的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材。60年代，中央曾成立教材编写领导小组，在全国组织人员开展各学科教材编写。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还包括各学科的专业教材。把编写能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文化新成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教材列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项目，足见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重视。可惜秀林英年早逝。如果他活着，一定能在此次教材编写中再显身手。然而，斯人已乘黄鹤去，这不仅是我们哲学系、哲学教研室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损失。
秀林和我是同班同学、同事，又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的。他来自山西大学，我来自复旦大学。我们都不是科班出身。他读的是教育，我学的是历史。在研究班学习期间，w当学期考试结束，我们总是要自我慰劳一下，下小馆子撮一顿。他自斟自饮，我吃菜相陪。1955年，他提前留哲学教研室任教，我则在1956年毕业留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就是那年成立的。从此我们成为同事，相知相交30多年。
秀林刻苦好学，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的生活很贫困，经常是窝窝头就素菜。即使这样，他还要不断借债。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这种不为贫困而“困”的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今的年轻人学习。
秀林为人厚道，对朋友很信任。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期，秀林正走红。两种处境，可他没有嫌弃我。我一有机会总是偷偷到他家坐一坐，虽然相对无言，但从眼神可以看出感情上并不疏远。天道不公，秀林好日子开始不多久就因癌症去世。同事们无不悲痛，我更是如此。我曾写过一首诗寄托对他的哀思：生也艰难死亦难，幽明路隔两茫茫。上天忌才欺人老，摧尽鬓毛骨肉残。风雨坎坷识马力，涸?濡沫见肝肠。托体山阿君已去，我与何人论文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系）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50年。它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在经历了停办和复校复系以后，现在变得更加成熟。今天，哲学系已建为哲学院，哲学也成为一级学科，成为由多学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学科群。新人辈出，中青年学者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唱主角，我们为他们高兴。但我们永远怀念像秀林这样为哲学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学者。(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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