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永存

编者按：长征是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是闻名中外的伟大壮举。长征被毛泽东誉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空前伟大的远征”，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军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石仲泉（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徐占权（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张继禄（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

余伯流（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石仲泉徐占权张继禄余伯流

一、伟大的长征

主持人：四位先生都是党史研究专家，对长征史非常熟悉，今天的话题就从回顾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开始吧。

徐占权：红军长征开始前，中共已在湘、鄂、赣、苏、浙、闽、粤、桂、皖、豫、陕、川等省创建了十几个革命根据地，但民族危机也变得日渐严峻。其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抗日救国运动不断高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调集数十万大军重点“围剿”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而当国民党在全力“围剿”之时，中共内部又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干扰，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在苏区难以立足，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不久，红25军、红四方面军，红2、红6军团，也相继撤出鄂豫皖、川陕、湘鄂川黔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直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以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

石仲泉：红军长征，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一场大搏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纠集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于死地。然而，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长驱6.5万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约600次，其中师以上规模的战役战斗达120余次，打破了优势敌军穷凶极恶的围追堵截，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我从1997年9月开始重走长征路，时断时续，费时8年，到2005年6月基本走完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和其他红军的部分长征路。每走一段，对红军长征都有新的认识，新的感悟。我深深感到，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来最波澜壮阔、最惊心动魄、最精彩感人的篇章，长征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余伯流：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发轫于中央红军，起始于江西苏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前，发展态势一直很好。可是，自从“左”倾中央领导人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继而全面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以后，根据地形势骤变，由此埋下了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祸根。这个“祸根”的积累，就构成了长征的主因。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残酷斗争”，二是经济上的“枯竭政策”，三是军事上的错误指挥。等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突围西去就成必然之势。正如周恩来所言：“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

张继禄：最近两三年，我基本上走完了中国工农红军在四川走过的长征路。其中，有一半的长征路线我走了两遍，少数地方走了三遍。最初是2003年和2004年，我陪着石仲泉同志走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大部分长征路，从去年12月到今年上半年，为完成中央党史研究室《今日长征路》（画册）课题任务，我和我的同事又走了一遍红一、四方面军的长征路，还走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驱车三万里，拍照上万张。一路走来，真是感慨良多。总的来说，英勇的红军长征，历时两年，艰苦备尝，无论哪一段都走得不易。但就地域而言，在四川经历的时间最长（一年零八个月），途经地域最广阔（途经四川近六十八县，行程一万五千里）,生存环境最恶劣，物质条件最匮乏，斗争环境最残酷，面临形势最严峻，付出代价最昂贵。在四川，红军三大主力两次大会师在这里成功实现；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许多罕见奇迹在这里发生；中共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如会理会议、泸定会议、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牙弄会议等在这里召开；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所作的坚决斗争，也在这里进行。长征期间，红军在四川建立的革命政权最多，共建立了4个省委、近20个县委、3个省级苏维埃政府、2个省级少数民族共和国、近4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这对唤起民众觉悟，播下革命火种，配合红军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长征在四川，不仅是长征史诗上的不朽篇章，而且也是党史、军史上光辉的一页。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把全国的“红军长征纪念碑”建在四川松潘。

石仲泉：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先后经历了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搏斗；二是中共内部正确指导思想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斗争；三是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考验。这三种斗争交错发展，使红军长征呈现出若干阶段性特征。在走完长征路后，我认为可以把红军长征区分为五个阶段。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为第一阶段，中央红军反“围剿”失利，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而在转移中执行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又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但血的代价教育了广大红军将士，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从遵义会议到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为第二阶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这是长征转败为胜的历史转折点。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初步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改变了此前的被动局面，在小金达维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这是红军牵着敌人鼻子走而非常主动顺心的阶段。从两河口会议到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为第三阶段，党中央既对张国焘做了细致的规劝和争取工作，也同他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反复斗争，坚持了北上发展的正确路线，到达哈达铺后，最终明确了进军陕北、以陕北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目标。从中央红军到哈达铺至1935年12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完成长征和瓦窑堡会议召开前为第四阶段，党中央确立长征落脚点后，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于10月下旬到达吴起镇，在三大主力红军中率先完成长征；并且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和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军事的和政治的奠基礼。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为第五阶段，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新的历史转折的到来作了思想、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准备。同时，中央红军为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东征和西征，而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也最终确立北上路线，三大主力红军先后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实现了大会师，并在山城堡地区进行了大会战，取得了长征最后一战的胜利。

二、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与伟大意义

主持人：“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这句话，一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长在红旗下的中国青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因此，长征的历史与精神对当代中国人所起到的引导激励作用，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也正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把红军长征行军之苦、红军取得胜利之难说到了极致。但是，再苦再难，红军挺过来了，红军胜利了，这种来之不易的胜利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也特别感人，特别值得珍惜。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又该如何总结长征胜利的历史经验和伟大意义呢？

徐占权：我们今天谈弘扬长征精神，首先是要熟悉长征的历史，并从长征胜利的历史中寻绎出红军胜利的经验，然后才是从立足当代、服务今人的角度总结长征胜利的意义，归纳出长征的精神。红军长征时，物资供应极其匮乏，甚至连生存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这在中外军事史上确实非常罕见。但是，红军广大指战员却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力量呢？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靠的是全党全军和沿途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靠的是广大指战员具有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为敌人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靠的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深深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是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军队；长征的胜利，红军以实际行动宣传和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振奋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也震惊了全世界；长征的胜利，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三大主力红军先后由远离抗日前沿阵地的南方转移到接近抗日前沿阵地的北方，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肩负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的胜利，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特别是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考验所保存下来的共产党员、红军指战员，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民族的精华，许多人后来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

石仲泉：红军长征途中，到处是艰难险阻，每往前走一段，都有生离死别，都有动人、悲壮的故事。前面讲过，红军长征经历了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就党内斗争而言，最具历史意义的还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和张国焘分裂图谋的破产。特别是遵义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我在重走当年红军在遵义段的长征路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这里要稍微说得具体一点：在湘江战役后，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也就是在这前后，中央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对于形成、巩固和发展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都起了重要作用。过去，我们往往孤零零地讲单个会议的作用，通过实地考察，我明显地感到，每一次会议实际上都是形成这一系列会议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而这众多环节形成的合力作用终于促成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则是形成这段历史伟大转折的根本标志。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这是红军长征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尽管不负总责，但实际上已确立了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他开始参与军事指挥，随后又直接行使指挥权。譬如，在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外，其他人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即现在的金沙县城，毛泽东则反复陈述理由，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相抗争，而结果仍遭反对。但毛泽东坚信自己的意见正确，到了晚上，先是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随后又同周一起去找朱德，毛首先说服了他们二人。次日重新开会，毛、周、朱等三人终于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避免了一次红军可能遭致重创的战斗。我在苟坝，沿着当年毛去找周的路走了一趟，这是一条田埂小路，坑坑洼洼，沟沟坎坎，还要翻一个山坡，大约有五里地，很难走。在70多年前的深更半夜，大约要走一个小时。毛泽东要走这么远的路，又加上心绪不那么好，其行走之艰难可想而知。经过这番体验，我更加感到，毛泽东的许多想法和做法，确实非同常人。当时，他完全可以作另一种选择：意见讲了，辩论完了，职务辞了，以后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可以问心无愧。但是，他心系中国革命的安危、心系党和红军的命运，正是这样一种责任感、使命感，驱使他还是要摸黑走那难走的崎岖小路，去找周恩来。如果没有此行，后果实在难料。对毛泽东来说，在长征中，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重走长征路，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胸怀与韬略。由此也就自然得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确实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而在今天看来，遵义会议还是中共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70年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坚持这一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无往而不胜；如果违背这一思想路线，就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张继禄：长征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是什么，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从宏观方面考察，我认为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一是广大红军将士的无限忠诚与浴血拼搏；二是苏区和红军所经过地区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援；三是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之间真诚、有力的战略策应；四是蒋介石政策、方略的失误和国民党营垒内部派系裂缝产生的可乘之机；五是北上抗日的政治影响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其中，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是红军长征胜利的核心因素和根本保证。正如毛泽东在论述长征胜利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时所说：“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那么，在长征中党的领导又是如何具体体现的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构建及其卓绝的领导与指挥上，这就是红军长征胜利最重要、最关键、最深层的原因。

余伯流：红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十分丰富，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总结，但最重要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夺取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适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夺取长征胜利的基本前提。第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正确处理走与打的关系，是突破优势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夺取长征胜利的重要关键。第四、顾大局，识大体，加强革命团结，密切联系群众，是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夺取长征胜利的基本条件。第五、坚持党内斗争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保证共同对敌，是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实现党的战略计划的重要因素。第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长征胜利的巨大精神力量。

石仲泉：长征胜利后，毛泽东至少有四次谈到长征和长征的意义，1935年10月23日在陕甘支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第一次，同年11月5日在象鼻子湾对随行的军委直属部队讲话是第二次，同年11月9日在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第三次，同年12月27日在中央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到长征是第四次。四次讲话，精神是一致的，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论述也是一致的，且理论性在不断升华。若就长征本身或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毛泽东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论述，应该说仍是非常经典的。

三、独具魅力的长征史研究

主持人：由于长征本身独具的魅力，长征史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感兴趣的课题，研究成果非常之多。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余伯流：十余年来，史学界对红军长征的研究，成果十分喜人，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譬如，先后出版了《红军长征文献》、《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等珍贵史料和《红军长征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国红军长征史》、《红军长征编年纪实》、《长征全史》、《红军长征追踪》、《长征行》等学术专著共80余部，有关长征研究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达600余篇。这些精品力作，既构筑了长征研究的坚实基础，也在不断拓展长征研究的广阔空间，使学术界对长征研究的宏观认识不断深化。长征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和考证，史学界已逐步形成共识，如长征的决策与准备问题、通道会议与黎平转兵问题、陈云的《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性质认定问题、扎西会议的地位问题、会理会议的真相问题、彝海结盟的争论问题、张国焘的“密电”问题、落脚点选择及其演变问题、长征的里程问题等等，都已有比较明晰的结论。

石仲泉：我在《长征行》一书中，对长征史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都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从近十年来的研究现状看，红军长征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深入、互动中前进的活跃局面，成绩是喜人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如余伯流介绍的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长征通史新著，这些专著的质量是可靠的；二是文献文本研究趋于深入，如有的学者专门研究早期记述红军长征的文献，对有关著述的作者、版本、内容、特点、价值等进行了详尽的解析评注；三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如有的学者将政治学、文化学、统计学引入长征史研究，有的把实地考察和历史研究相结合，取得突破性成果；四是在一系列热点问题上形成激烈的互动争鸣，推动了研究的迅速发展。

张继禄：可以预测，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会有一批反映我国长征史研究新进展并具有较高学术研究水准的新成果面世，从而把长征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四、长征精神永存

主持人：在艰难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先后创造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中华民族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不断地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如今，红军长征的胜利虽已成为历史，但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红军长征的精神仍然鲜活，仍然在鼓舞着今人。毫无疑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进行的新的长征。尽管我们已取得伟大成就，但这仍不过是新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我们的前面，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弘扬当年红军创造的长征精神，使之在新的万里长征中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长征的意义所在。

徐占权：伟大的长征造就和孕育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构筑、凝聚而成的一种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血脉、风范气概和中国共产党人优秀精神血脉、风范气概相融和的产物。长征精神是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的延伸和发展，又是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先河和源泉，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长征精神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和凸现，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长征的不竭动力，是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资源。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张继禄：长征精神，正在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在重走长征路后，我对长征精神的生命力更加坚信不疑。首先是中央越来越重视。近几年，中央抓红色旅游下了功夫，各级党委和政府花了力气。红军长征遗址的保护和纪念场馆的建设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广泛的宣传。譬如，在四川除了在松潘县建成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总碑园以外，还修建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纪念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等，这一大批纪念设施的建设和利用，对宣传和弘扬长征精神，作用至巨。其次是长征精神在人们心里扎下了根。记得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一场大雪覆盖了松潘县川主寺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当我们拍完雪中的金色纪念总碑时，看到一支少先队员队伍整整齐齐行进过来，他们是来纪念牺牲的红军将士的，红军长征的精神无疑将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刚才讲到中央对弘扬长征精神的重视，我想问问，历届中央领导对长征精神做过哪些概括？

石仲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论述过长征精神。1986年10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对长征精神作了规范性表述。他说，红军长征的精神，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1990年8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在四川松潘红军长征纪念总碑落成典礼上讲话，对长征精神的表述与上引杨尚昆的讲话基本相同。10年前，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对长征精神作了新的概括。他说：“伟大的长征给党和人民留下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些论述，都概括性地谈到了长征精神的本质。

主持人：中央领导人的这些概括虽然各有侧重，略有不同，但无疑都是科学、全面而精辟的，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长征精神的本质。如果从简明易记的大众化视角来考虑，可不可以把长征精神表述得更形象生动一些？

石仲泉：我在《长征行》中，对长征精神做过如下表述：“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主持人：逢十要隆重庆祝或纪念，这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个特点。这种庆祝或纪念，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个形式，但在形式下面其实蕴涵着深刻的意义。就拿纪念长征来说吧，弄清楚纪念什么、为何纪念以及如何纪念，是不是更重要呢？

余伯流：纪念、追忆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一种精神。今天纪念长征，就是要弘扬长征精神。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纪念达到最佳效果呢？我认为，纪念长征最重要的要考虑两点：一是应探寻长征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要着力研究长征精神中所蕴含的思想内核（如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勇于开拓、艰苦奋斗、顾全大局、紧密团结、患难与共、无私奉献等），与当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先进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从中借鉴历史经验,汲取思想营养,紧跟时代步伐,营造创新脉动。二是要找准纪念长征与当前现实的切入点。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是中华民族的不朽雄魂。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都必须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精神支撑。当前，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都会随之发生变化，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如何使党的光荣传统薪火不熄，世代相传，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中国革命史，铭记党的光荣历史，并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找准适当的切入点，进行有针对性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让长征精神真正发扬光大，在“深刻了解过去”的前提下，争取“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