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中国历史方位正发生转变
发展的阶段性，是强调在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后，对中国整体战略方位发生新的重大变化这样一个总体判断。
第一，工业化迈入中后期，实现新一轮长期增长的难度加大。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今天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发展基础更坚实，发展的目标更明确，发展的经验更丰富，无论是从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来看还是从自身的条件来看，我们现在都面临着一个加速发展的“黄金期”。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要在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后，再实现又一个较长时期的较快发展，使中国实现新的跨越，国家竞争能力和地位有新的实质性提高，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可能成倍增加。第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定型期，攻坚任务艰巨。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们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总的来说还不太完善。要最终确立起在各方面比较定型的体制，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要克服和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障碍。特别是如何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还需要更深入的探索。第三，人民群众政治参与进入活跃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迫切。历史和现实表明，社会主义要体现自己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既要靠经济的发展，也要靠民主的完善。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要求逐步提高。这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更坚实的社会基础，赋予了强大动力。如何在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项制度和体制，这是对我们党的又一个考验。第四，社会思想文化进入多元碰撞期，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经济基础的变化、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着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特点日益明显，独立思考的意识不断提高。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情况下，如何巩固和发展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第五，经济转型进入阵痛期，整合利益关系与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繁重。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剧烈变动的过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逐步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体制的不完善、长期的二元结构，以及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的多样化等，使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分化呈加大的趋势，社会矛盾更加纷繁复杂。如何不断完善社会建设和管理体制，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这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第六，国际地位进入快速上升期，旧格局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将更趋强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拓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挑战都在加大。无论是从中国的规模和分量，还是目前的发展速度和趋势看，中国的发展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是深远的。作为现有格局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大国，对中国的发展必然作出“排斥性”反应，加上西方反华势力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作祟，使中国今后的发展过程必然面临一系列的阻碍。
上述这几个方面，充分反映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说，发展“新阶段”是对中国发展现实起点和历史定位的新的把握，不仅表明了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有利因素，而且也蕴含了在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不仅包括国内外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困难的单向度挑战，更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是多种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放大而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其一，矛盾的其复杂性。“新阶段”也是矛盾的“凸显期”。从矛盾表现的领域来看，反映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矛盾发生的频次来看，呈多发、突发、频发的特征；从矛盾的表象来看，既有许多新出现的具体矛盾，又有不少原来掩盖的深层矛盾；从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各种矛盾不是彼此孤立，而是互联、互动、互促，一种矛盾的发展影响着另一矛盾的发展，解决一种矛盾绕不开其他方面的矛盾；从矛盾的性质来看，绝大多数都属人民内部矛盾，少数属于敌我矛盾，但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其二，风险的叠加性。集中表现在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交织，经济因素与政治、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党内因素与党外因素相互交织，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等等。这既增加了分析、研判和把握的难度，也增加了应对和处置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研判正确，应对及时，举措得当，风险因素就会被化解，被动会变为主动。其三，挑战的整体性。“新阶段”是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的趋势和总的特点的判断，不是就某一方面、某个领域而言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涵盖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如果只窥其一而不知其全貌，就会对我们面临挑战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深刻认识。
“新阶段”的判断，反映出我们党对世情、国情、党情认识的深化，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提出“新阶段”的意义，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前提、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细化、具体化了对当前推进改革发展的现实起点的认识。
在实现阶段性转换中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打开新的战略空间
中国历史方位的转变，要求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已顺利实现、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这样一个重要关头，对于走过的道路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思考，进一步完善战略思路、战略规划、战略布局和战略方针，使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宏伟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十六大来以来，面对发展新阶段提出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都是在系统总结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新阶段中国发展面临的整体性挑战作出的理论回应，并在实践中已经愈来愈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当前，妥善解决面临和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实现发展的阶段性转换，进一步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第一，从历史和全局高度进一步把握新的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始终抓住发展这个决定性环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再上一新的大台阶。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重要的战略机遇并不常有。党的十六大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往和用好的战略机遇期，这是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对国内外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能否深刻认识这个战略机遇期，切实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努力用好这个战略机遇期，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全局的高度着眼，更深刻地把握当前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始终扭住发展这个决定性环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使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再迈上几个新台阶。
第二，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排除各种干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反对借反思改革否定改革开放的倾向，又要反对借反思改革鼓吹全盘私有化的倾向。要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些重要体制上取得突破，使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新的更大的解放和发展。要努力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努力在最大范围内取得改革共识。
第三，切实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构建和谐社会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努力让所有社会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贯穿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只有切实维护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整个社会才能稳定和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当前来说，要采取切实步骤，着手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积极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第四，继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政治参与，让人民群众逐步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深入总结近3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经验和模式，清醒认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进程的阶段性、民主模式的多样性，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创新。
第五，坚持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帜，积极推动和谐文化建设，不断扩大社会各阶层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要适应社会思想多样多元多变的现实，加快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和谐文化建设，促进社会精神生活的和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条件。要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努力发展积极向上、团结和谐的主流舆论，推出更多既体现先进文化要求、又倡导和谐精神的文化产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形成社会共识，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人们的思想，引导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上来，凝聚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基本共识上来。
第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实现新阶段的战略目标创造更有利的外部环境。要适应新阶段国内发展与国际因素、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联系更趋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趋势，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内政与外交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科学研判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牢牢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始终维护好我国的核心利益，创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确保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信息安全；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努力实现各国的和谐共处、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和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
（作者单位：中宣部理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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