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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湘江
湘江战役是红军在左倾军事路线指导下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一次作战，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
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的时候，国民党军是摸不清红军的去向的。但是中央红军一路西
1934年11月27日、28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红三军团的各一个团，抢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堡”60里之间的一段渡河口，这段湘江河流比较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步涉水过江。同时红军还在湘江上架设了五座浮桥。但是，由于博古、李德采取大搬家的方式，和实行消极避战逃跑主义，部队连印钞机、X光机、没有炮弹的大炮都要带上，所以行动非常的缓慢。这样国民党军二十五个师分为五路，迅速赶往湘江，拦截红军。
红军渡过江的部队，为了保卫中央党政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和主力过江，在湘江两岸和国民党军进行了激烈的血战。当时国民党军有飞机，先是炸掉浮桥，然后向红军往江边运动的部队狂轰乱炸，而红军抬着大量的行李在崎岖的山路上缓慢蠕动，飞机一来，一炸，那就成片成片的倒下，到了江边的部队，浮桥已经被炸掉，只能涉水过江，涉水过江的时候，空中的飞机轰炸，国民党的机枪大炮扫射，所以伤亡非常的严重。担任阻击任务的各个红军主力团，伤亡都超过半数，有的团一天之中牺牲两任团长。在12月1日战况是最激烈的，12月1日凌晨一点到三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给红军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下达了两份急电，要求无论如何要确保渡口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保证西进的道路是畅通的，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中央的电报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见形势极其危急。激战到12月1日下午五点钟，这个时候渡口被敌人控制了，来不及过河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的第十八团被敌人阻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一个师和一个团，成建制的失败，这在红军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湘江战役是首例。
经过湘江血战之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只剩下了三万多人，这时党和红军面临着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
渡过湘江以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要跟二六军团会合，在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途中，调集了18个师的兵力等着你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很可能全军覆没。但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和掌握红军军事大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要北上湘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坚决反对，主张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红军继续西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地区去发展。博古、李德拒不采纳毛泽东的建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究竟往哪去？会上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是李德拒不采纳，站起来一甩手，离开了会场。12月18日，中共中央又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在大多数人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采纳，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去创建新的苏区。
进入贵州以后，因为贵州境内的敌军兵力相对薄弱，而各路追剿军尚未赶到，这给中央召开遵义会议赢得了时间。遵义会议最终决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肯定了毛泽东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四渡赤水
当年蒙哥马利访华的时候问毛泽东，三大战役是不是最得意的军事指挥行动？毛泽东摇摇头说，他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的军事形势是什么样的？红军只有3万多人，国民党军当时是40万人，兵力对比更加悬殊。另外红军还没有弹药。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8.6万人只有2.9万支枪。只有140万发子弹。也就是说，平均8.6万人4个人一支枪，一支枪不到50发子弹，另外还有400多挺机关枪，每一挺机关枪的子弹不到400发。
那时红军作战主要靠缴获国民党军的装备来补充自己，但红军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打胜仗、没有缴获就无法补充弹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调动敌人，用3万人的兵力跳出40万敌军的重兵包围，而且还打了一场大胜仗！
遵义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去会合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1935年1月19日开始出发，但28日在土城遭到川军的阻截。这时，毛泽东果断的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是1935年的1月29日。一渡赤水到达滇东北以后，各路国民党军蜂拥向西来追缴红军，这个时候就暴露出黔北地区、贵州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力量薄弱的弱点。毛泽东抓住这样一个战机，杀了一个回马枪，你往西追我，我绕一下从东边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再回到遵义地区去，还消灭了国民党军2个师、8个团，一共毙伤伏敌5400多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补充了装备弹药。
当中央红军回到遵义以后，西进的各路国民党军又调回头来赶到东面追你，毛泽东再一次大张旗鼓的向西，准备作出要到川南北渡长江的姿态来。当时，蒋介石特别怕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组合，所以又急忙调动兵力去追赶中央红军。当敌人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中央红军突然又杀一个回马枪，秘密迅速地四渡赤水又返到东边来，然后趁着贵州国民党军被调到川南地区以后，长驱南下渡过乌江，兵逼贵阳，用一连串的战略机动打乱了整个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乘虚渡过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金沙江南岸。
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毛贡会师，当时华北事变已经发生，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一个形势下，党中央正确作出判断，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把红军长征的方向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通过北上的战略方针，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也是举手表示赞同的，但是会后他就改变了，仗着自己人多、枪多，不甘心居于人下，提出“要解决统一指挥组织的问题”，就是向党伸手要权。中央为了加强两个方面军会师统一指挥，为了团结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但张国焘仍然不满足，鼓动陈昌浩给中央发电报，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而且要给予“独断决行”的权利，这是电报上的原话。同时，张国焘要增补红四方面军九个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有多少人呢？当时中央政治局只有八个人，他要增补九个人进去意图非常明显，这种无理的要求必然被中央所拒绝。但是，为了团结他共同北上，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
张国焘没有达到他控制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目的，就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坚持率部南下，并且企图用武力威胁中央。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被迫率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团先行北上。张国焘率部南下以后，中央始终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和教育，发了大量的电报告诉他南下敌情严重，南下民情不利，南下经济条件不好，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不仅拒绝中央的一再劝告，而且于1935年10月5日公然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宣布通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走上了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谈起这段往事，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当中遇到的最黑暗的时候。
南下红军在名山县百丈地区遭围攻，被迫退向甘孜地区，然后经过各种力量，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同志，像徐向前同志坚持跟他斗争，包括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也跟张国焘进行斗争。特别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带来指示，肯定中共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叫张国焘要服从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率部北上。在总结这场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一个著名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和红十五军团会师以后，蒋介石企图趁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下令东北军与五个师三万人东西对进来围歼红军。毛泽东和彭德怀利用直罗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迫使敌军前线溃退，这一仗是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的奠基礼。而且这一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教育了张学良和东北军。张学良晚年的时候说过，我们都是带兵的人，都知道带兵不容易，谁能把一支部队带得经过两万多里的长途跋涉，不但没有垮，而且还有那么强的战斗力？被歼灭的东北军109师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师，被击毙的师长牛元峰是他的一个得力干将。所以，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张学良重新认识了红军。所以他的立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这一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役。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决议”，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强调要大胆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的民众，以及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在军事战略上提出，要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这样总任务之下，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瓦窑堡会议标志着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根据陈力的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