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关系，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新生研究员利用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对这一课题作了新的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认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一
过去党史界一般都认为,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就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并于6月下旬得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同意。根据查到的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当时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主要内容是:“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由此看来,这时中共中央对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问题,只是在反“围剿”最终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提出的两种供共产国际选择的方案之一,还不是立即要实施的决定。因此,关于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问题,在1934年5月还只是处于酝酿阶段,不能说这时中共中央就已作出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的决定。
中共中央上述两种方案报告共产国际后,共产国际于6月16日复电中共中央,认为“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作战部队的抵抗能力、后方的情绪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争取在国民党军发动秋季攻势之前的夏季,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做最后的努力,以扭转中央苏区的不利形势。这个电报也提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指示“为防备不得不离开,要规定加强在赣江西岸的根据地,同这些地区建立固定的作战联系,成立运粮队和为红军建立粮食储备等。”很明显,共产国际电报的主导思想仍是中央红军主力留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至于战略转移问题,共产国际只是认为眼前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真正提上日程,要看夏季以后形势是否改观,是一切努力都用尽之后,反“围剿”斗争仍然无望胜利情况下的最后一条路。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电,讨论中央红军的作战新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关于向外线转移的方向,毛泽东提出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可以往西。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会议接受了李德的主张,决定派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北上,派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到湖南。
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相继出征后,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吸引敌人的兵力有限,中央苏区更加困难。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苏区进一步缩小,苏区内人力、物力已很匮乏,中央红军已无通过最后一搏扭转战局的可能,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
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中央红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的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的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博古在电报中还期待共产国际“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接到中共中央电报后,共产国际仍在犹豫,迟迟不予答复。直到9月30日,即中共中央要求复电的最后时间,共产国际执委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才给中共中央复电:“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共产国际才明确同意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从5月到9月底的四个多月里,共产国际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问题上犹豫不决,对中共中央影响很大。在共产国际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博古、李德把主要精力用于作战上,寄希望于红七军团和红六军团派出中央苏区后使反“围剿”形势好转,没有积极地作战略转移准备工作。当国民党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时,他们才仓促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从而在长征初期使中央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对此,共产国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部队经常处于转战之中,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无法携带,因而联系中断。共产国际驻华的机构远东局与中共上海中央局一方面设法恢复同中共中央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搜集长征中红军的消息,报告共产国际。1935年1月3日,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贝克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根据从报刊上得到的消息,报告了中央红军在贵州和红二、红六军团在湘西北活动的情况。贝克还判断:“尽管缺少直接的消息,报刊上不停地刊登谎言,但还是可以一点一点再现我们军队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骤地向前推进的情景,特别是在四川。”1月22日,贝克又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报告了长征中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占领贵州的湄潭、遵义、桐梓等城市的情况,他兴奋地说:“红军在新的地区轻松地取得了胜利,他们正在从这些新的地域恢复老苏区和组建新的苏区。”同日,贝克还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认为:中央红军“从江西的撤离得到了补偿:我们的军队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我军在全线的进攻。”
根据远东局发来的消息,共产国际执委东方书记处于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整理出《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通报材料》,报送共产国际执委。通报材料分“江西红军兵团的西行路线”、“江西兵团的新根据地在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西部力量对比的主要材料、作战方向、红军近期的作战任务”、“中国白军总的部署及其对四川红军当前的决战进程的影响”等部分,对中央红军长征至川滇黔边地区及其后作战方向和任务作了全面估量。通报材料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红军撤出江西包围圈的决定于1934年11月完全实现了。”中央红军主力经过广东、湖南、广西和贵州后,“到1935年1月底,其先遣队已进入四川省,位于长江南岸重庆与泸州之间的地区。行动的目的――使自己的部队与四川红军兵团部队会合――几乎没有来自敌人方面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完全实现了。”通报材料根据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到川陕发展为10万人的情况,乐观地估计中央红军在最近的半年内能发展到20万人,并认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可以不担心与任何一个敌军的单独集团进行决战。”看得出来,共产国际对于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路线基本上是了解的,对于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动目的的判断也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它对于中央红军发展前景和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景,作了乐观和不切实际的估计。
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初派潘汉年离开队伍赴上海,以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20日,潘汉年致信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报告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原因,提出恢复联系的办法,并简单报告了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8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收到潘汉年的信。中共中央继派出潘汉年之后,又于6月派陈云到上海。陈云刚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又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陈云、陈潭秋、潘汉年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候补书记弗洛林听取汇报,了解有关情况。由于陈云、潘汉年都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的汇报使共产国际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变动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正确判断中国革命形势,制定中国革命新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陈云的汇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从1935年7月起,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司令员朱德》、《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英勇作战,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这些文章宣传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光辉业绩,对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就在红军长征期间,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报送共产国际审定。共产国际对《八一宣言》主要观点表示赞同。8月2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一切准备真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进行斗争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反帝统一战线。”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对《八一宣言》草案进行了审议。9月10日,《八一宣言》最后一稿经共产国际书记处成员飞行表决通过。9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批准了《八一宣言》。10月1日,《八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俄文稿的《八一宣言》在1935年12月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33―34期上刊登。可以说,《八一宣言》这个重要文献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完成的。
1935年11月下旬,张浩(林育英)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于中共中央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6年6月,经过努力,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正式恢复,中共中央立即将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进行的反“围剿”、东征及正在进行的西征等军事行动,陕甘地区红军的状况,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二方面军正在长征的情况,党在西北开展的争取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运动的情况等,向共产国际作了全面汇报。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会议上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中,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长征。8月23日,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给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赞扬“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红军表现出了令人赞叹的英雄主义”。贺电赞许中国共产党为停止内战与中国所有政治团体和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困难的条件下加强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必须反击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分子”。共产国际的贺电,支持了在陕北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有助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最终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
毛泽东曾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纵观共产国际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正是共产国际的战略策略由“左”倾向正确转变的过程。因此,红军长征时期,恰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由差向好的转变过程。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有功有过,总体上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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