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这本书的“气势和一家之言”的肯定无疑是恰当的。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从两汉经学谈到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按作者的解释，它指学术流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保证理论内核的纯洁和深化，并与时制宜，拓展理论的实际功能。这样的解释，若不结合具体的分析，自然晦涩难懂，但用它来界定学术和宗教，就容易理解，也很方便。作者认为：一种学说的兴盛，来源于致治力的强化；学说的衰败，在于致治力的丧失。据此，作者对两汉以来，先秦诸子百家湮灭不显，经学得以独尊，做出了自己精彩的论述：
“对于道家理论，得其真谛者为隐士，得其形式者为道士。道家一派余末演化为宗教，皆因‘道’一词，实在似是而非；且抱残守缺，不会与时制宜。故作为学说元概念的‘道’，本自有高明之处，却被道士改造为具有人格的宗教元神，道家的始宗也就变成教主。道家之学，致治不足，不亡奈何？对于法家学说，得其真谛者为循吏，得其形式为酷吏，故法家一派的人多刻薄寡恩，为人峻直。法家学说融入经学后，学说流传衰绝，原因在于法家知今不知古，知新不知旧，知近不知远，知君不知民，知法律不知教化，知国家不知社会，遂为聪明误矣。法家学说内纯不足，致治有余，不亡奈何？”
作者多年来研究秦汉社会史，取得一定成绩，所以转向研究经学史，其着力点自然与专门研究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不同。他不满足于一个学术流派或一个思想家的学术思想的阐述，不满足于厘定某一学说的内在的逻辑结构，而努力检验这些学术思想的实际效用。书中第一章对先秦与秦汉社会进行了专题研究，其中对“汉因秦制”的辨正十分精彩，有丰富的史料佐证，是对自班固以来传统旧说的更正。作者用“秦制汉政”来代替“汉因秦制”的说法也比较中肯、妥帖。
作者把现在的史学研究者分为三类：一为工匠治史，二为文人治史，三为学者治史。作者把自己定格在工匠与文人之间，我觉得是作者的自谦，起码不是作者的志向。《两汉经学与社会》征引了大量的史料，对清代学者的经学研究成果也多有借鉴。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史料后面的真实。
《两汉经学与社会》孙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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