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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杰:1973年出生于山东寿光，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重点课题《宏观经济形势运行情况分析与追踪》课题组主要成员。 |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看,投资、工业和信贷快速增长的势头初步得到了遏制。根据你们经济形势课题组的调研,宏观调控的效果怎样?
李军杰: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再次出现过热迹象，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五管齐下”，即管住项目、管住信贷、管住土地、管住环保、管住能耗。通过调研，我们认为本次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是得当的，宏观经济运行有“软着陆”的迹象。
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等行业，主要的利润增长点也集中在这几个行业，由于市场预期较好，潜在产能过剩行业也主要集中于此，因此，它们也是本轮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从调研结果看，产业结构相对较重的区域经济体受调控的抑制性影响比较大，产业结构相对较轻的区域经济体则受其直接影响较小。
从政策效果来看，收紧地根对投资紧缩的效果最为突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由于国家严格土地审批程序，地方项目建设用地矛盾比较突出，所调研的两个城市当年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均已基本用完，部分地方重点项目无法安置，被迫延期或停止建设。
紧缩性的土地政策正在发挥积极效应：一方面，为了尽可能的安排更多的项目，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通过置换、挖潜，最大限度的盘活现有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大量的低利润行业、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被迫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这符合当前产业转移的基本方向。
记者：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何在？
李军杰：从我们的调研看，国家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后，企业项目建设资金明显吃紧，部分企业由于资金链条断裂，或延长工期，或被迫停工；部分项目竣工投产后，由于流动资金不足，不能达产达效。当前的紧缩信贷政策在总量上的确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作用，但在结构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如果过多的运用总量调控政策手段（例如货币政策）进行经济降温，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后果：有地方财政支撑的城市投资公司、垄断行业和高利润行业的企业由于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不会受到信贷紧缩的严重影响，但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众多的市场主体却会由于资金链条的脆弱和利润空间的微薄而被率先淘汰出局。
其次，在环保和能耗方面，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产业结构和能源定价等深层次因素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环保和能耗目标完成的难度很大。值得一提的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过度投入这些资源。例如在社会成本（环境污染成本和由于过度采矿导致地下水脉被破坏等）没有被列入煤炭企业生产成本的情况下，煤炭作为一种资源性产品，其成本就会被大大低估，这样，作为煤炭生产者和煤炭使用者均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是整个社会却会为这种生产方式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中央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责任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节能问题，因为定价偏低的资源也是最容易被滥用的资源，仅仅依靠行政监督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记者：你们对下一步宏观调控有何建议？ 
李军杰：相机抉择的行政性调控手段应该向规范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制定环保、降耗和行业准入等法律、法规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有序规范和科学指导则是通行做法。从这个角度看，下一步的调控思路应该是把对具体行业产能的调控让渡给市场价格的自发配置，通过竞争性价格的有序波动来吸纳和淘汰产能，政府则侧重于对环保、降耗和行业准入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着力于对新上项目的审批和核准，以及对落后产能的强制性淘汰，并在此基础上维持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严格的讲，环境和能耗不应该成为一种调控手段而应该是市场制度基础的一部分。土地监控和环境监控在技术上是有保障的，只要监控到位，其监控效果是可衡量和可置信的，但是从基层反映的情况来看，能耗调控在技术监督上做不到这一点，在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其调控过程很可能流于形式。环境调控和能耗调控在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两种手段应该以制度化的方式融入市场准入和市场制度基础中固定化、法制化，而不应作为一种相机抉择的应急性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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