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清醒的、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深入解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了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支撑着他的创作，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语）。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他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钊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编和创作戏剧、曲艺剧本，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思想，那就是在民间说唱文艺、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的新文学。他不仅全力以赴地投身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艺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文艺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当时现行的文学是以第二种传统为主体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象，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赵树理悲哀而沮丧地说道：“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
如果说赵树理40年代的大众化文学创作，历史地吻合了特定的政治文化需要和文学发展潮流的话，那么他在50、60年代的文学理想，面对的则是来自多方面的排斥和挤压。激进的、“左倾”的作家群觉得这是一种小农经济式的“保守”、“落后”的文学，承袭了“五四”传统的知识分子作家群则以为这是一种“低级”的、“下里巴人”的文学。而当时的意识形态又判定这样的文学是“右倾”的、“暴露”的、违背时代潮流的。从1948年的《邪不压正》到1955年的《三里湾》，从1958年的《“锻炼锻炼”》到1965年的《十里店》等，赵树理的作品不断受到质疑和批评，说明了他的文学探索和文学理想是多么困境重重、不合时宜。而赵树理又恰恰是一个“一条道走到底”的人，因此他的悲剧就不可避免了。
从上世纪50、60年代到今天，数十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曾经为“文学大众化”和“文学为农村、农民服务”，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与农村、农民再一次发生了隔膜和断裂。依我的观察，当下农村的文学市场，比之50、60年代乃至80年代，是愈显沙漠化和贫困化了。农民不仅不买小说、散文、诗歌之类，而且他们也不喜欢今天与他们“离心离德”的新文学。赵树理当年的文学思想和理想，依然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继承。我们要坚定“为农民写作”的目标，高度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文化生活。我们要认真研究今天的农民在文化和审美心理上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发展，努力从民间文艺和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为广大农民创造更多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主义的未来观得到最充分的理论阐释，是在‘大跃进’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社会实践中实现这种憧憬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这是个以积极的乌托邦主义和高度乐观的未来观为标志的时代。”（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17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赵树理是一个中国农村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与参与者，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与广大农民同舟共济，筚路蓝缕，一路走来。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更关注的是农村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而不愿作那种浪漫的展望和想象。但他所关注和力图解决的现实问题，无一不是通向他的“社会理想”的。他在具体的农村工作中，一步一步地朝着理想目标迈进；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点一点地构筑着新农村的图景。在长篇小说《三里湾》中，画家老梁精心画了三幅画，标志了过去、现代、未来的发展图景。1959年他以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回到故乡潘庄公社尉迟管理区搞农村试点，组织和引导干部、群众在政治、政策、经济、生产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这些都表现了赵树理的理想情结。在他的理想中，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由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符合农民利益，农林牧副各行业要全面发展，还要有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生活，还必须有一个真正为农民服务的基层政权。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赵树理的新农村构想，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是“以民为本”的。这同那种盲目的、空想的、“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赵树理进行了可以称之为“艰苦卓绝”的斗争。1951年秋天，他在华北局召开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上，与加快实现合作化的会议主题大唱反调，受到了陈伯达的严厉批评。1959年春天，在阳城县召开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上，他与县委主要领导在制定“跃进指标”上发生激烈冲突，他怒不可遏地说：“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向上边交账，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负责！”同年秋天，他给《红旗》杂志、中央领导等多次上书，反映人民公社存在的种种问题。他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在创作上，他用“曲笔”写出了《“锻炼锻炼”》，含蓄地揭示了基层政权中“极左”工作作风的蔓延，干部与社员的尖锐矛盾，弱势农民在高压政策下的非正常生活。赵树理在他的农村工作和文学创作中，竭力捍卫的正是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奋力反抗的则是那种背离现实的“乌托邦主义”。他的“乌托邦”社会理想本来是植根于现实土壤，可以一步一步去实现的，但在一个失去了理智的时代，反而成为一个美丽的、易碎的泡影。这是赵树理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回顾文学，回顾历史，不管是肯定者还是批评者，都认为赵树理是一个独特的、伟大的作家。何以会有这样的共识？就是因为赵树理不仅有独创的文学，还有高尚的人格。不只有现实主义精神，同时有理想主义激情。文学理想与社会理想，在他那里是高度统一的。他首先是一个农村工作者，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文学是为他的社会理想服务的，而在为社会理想的奋斗中又产生了他不朽的文学作品。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才华、智慧和生命，无私地奉献给农村和农民的杰出作家。当前，“新农村建设”再一次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当代作家、特别是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如何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继承赵树理的思想和精神，学习他的生活、工作和创作经验，深入农村和农民，把自己融入伟大的农村变革和建设中，写出更多更好的力作和精品来，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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