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门三代无弱兵
2006年8月3日。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河南宿舍。
叩开郦学泰斗陈桥驿教授的家门,眼前的陈先生非常消瘦,沧桑的脸上千沟万壑,苏格拉底式
穿过狭窄的过道,进入一个由书籍堆垒起来的世界:线装书、精装书、简装书……汪洋恣肆,一切都陷入书的包围中。
83岁的陈先生是浙江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地理学会理事长、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常委,还曾兼任日本关西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客座教授,1991年被国务院评为“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在中国乃至世界地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
83年人生,53年在大学度过,他的青春和生命已被这些书籍榨干了:67部专著,400多篇论文。半世纪春蚕吐丝,竟吐出2000万字啊,陈先生哪能不瘦!
方落座,茶几上一张华文报纸上的《哈佛的录取标准》一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是加拿大华裔少年陈十方,高二即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3所美国名校同时录取。这位少年便是陈先生的长孙。
“这有什么呢?他爸爸受我这个‘牛鬼蛇神’牵连,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后来不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吗!”陈先生说。
陈先生的大儿子陈三平小学肄业,恢复高考后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浙大研究生,一年后又“突破了资格考试的历史纪录”,考取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博士生。
小儿子考取南京大学天体物理系,一年后便考取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研究生。
谁能知道,在大学度过半个世纪的陈先生,却只读过几个月的大学!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陈先生也是绍兴城内有名的“神童”呢!
“惟愿一识陈庆均”
浙江绍兴城内有个状元台门,居住着陈氏家族。主人陈质夫是位学贯古今的清末举人,孙伏园、陈建功都是他的学生。
1923年,陈桥驿出生在这个书香门第,取名庆均,桥驿是他后来的笔名。
陈桥驿5岁由祖父发蒙,7岁上私塾。才几天,整本教科书便从头到尾背出来了。小学三年级时,祖父教他读《大学》、《中庸》,点一根线香开讲,线香燃尽约一小时讲毕,再燃一支线香让他背课文。1700多字的《大学》,3600多字的《中庸》,线香熄灭,他背得一字不漏。
小学毕业,陈桥驿却因病误了考试,只得进当地一所教会学校。从此,从“一个古装书世界跌入一个洋装书世界”。
初二插班进入省立绍兴中学后,学校的藏书更令他喜出望外。他把大量时间花在阅读外国名著上,很快不满足于翻译的作品,开始生吞活剥地读原著。
回忆起自己学英语的经历,陈先生认为“不足为训”。他下的是硬功夫:从初三开始读中华版《辞海》和商务版《标准英汉辞典》。逃难中他有一个警报袋形影不离,在躲避日机空袭时随时利用零星时间记单词,每读一字,就用竹签沾上红色印泥在单词前点一小红点,出现回生的,再读一遍,于是不少单词前就有了两个小红点。到高一,两部辞书全部读完。
一次,在逃难途中,他与英语老师周有之用英语对话,令周大为惊讶:“你的英语水平已相当于大学英语系毕业生的水平。你应该上外文系,将来做一个英语专家。”周说。
少年陈桥驿在绍兴名声卓著,当地文人雅士都“惟愿一识陈庆均”。1942年元旦,在日军大举进攻下,读高二的陈桥驿辍学,旋被聘为绍兴柯桥阮社小学校长。当了一年校长,学校考试“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好成绩”。
1943年7月,他辞去校长职务,踏上继续求学之途,目标是考国内一流大学。但当时衡阳会战刚刚结束,通往内地的路被日军封锁。不得已,他只得考入赣州的国立中正大学教育学系。个性孤傲、自视甚高的陈桥驿根本看不起这所大学的水平。几个月后,他离开了大学,回到家乡。
1945年,抗战结束。陈桥驿先在嘉兴青年职业学校教英语,一年后转到新昌中学教国文和英语。两年后,24岁的陈桥驿被任命为校务主任。
教学之余,陈桥驿开始研究《水经注》。
文明与野蛮的较量
陈先生从书房拿出一叠小开本线装书:“这套巾箱本《水经注》共20本,是我祖父几万部藏书中唯一留下的一套。”陈先生说,“小时候我经常缠住祖父讲故事,祖父每次讲故事时都会拿出这些小书。”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名著,古今中外研究此书者极多,著作繁多,内容庞杂,形成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郦学”。
上高中时,学校因日军入侵停课,陈桥驿无意中在家中翻出任启珊的《水经注异闻录》。展读此书,很快入迷。
在读《水经注》的同时,他开始记笔记。在新昌当教师的几年中,他研究《水经注》成果斐然:《淮河流域》、《黄河》、《祖国的河流》3部专著相继出版。《祖国的河流》一书4年内竟9次再版,成为解放后最畅销的地理书,陈桥驿因此出名。
陈桥驿出名后,上海地图出版社发函调他,浙江省教育厅则将调函扣住,最终他被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
这一调动框定了他的专业方向和终身职业,从此,他在地理这一专业领域纵横驰骋,成就辉煌。教学之余,他遍查典籍,收集资料。每逢假期,他便到祖国各地考察江河大川,实地考察使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时也纠正了郦道元的许多谬误。
到“文革”前,他已出版13部专著。
然而,就在他的研究向学科纵深深入时,“文革”开始了,一场灾难降临到陈先生身上。
1964年,陈先生发表《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该文引用了学者丁谦对《水经注》的评价“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还了得?除了伟大领袖的红宝书,谁的书能称得上“宇宙未有之奇书”?就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台的第三天,陈先生便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罪名是反对毛主席著作,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将他淹没,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示众,陈先生身陷灾难中。
陈先生精心摘录的数千张卡片和长期积累的资料全被红卫兵抄走。庆幸的是,他的几十本记录《水经注》研究成果的笔记暂时还没被抄走。这种庆幸很快被更大的担忧代替:形势发展更加严峻,这些研究成果很快将被野蛮吞噬。陈先生焦急万分。
必须立即将笔记转移出去!陈先生的家人避开红卫兵的耳目,火速将这些笔记本转移到同事张文昌教授的女儿、萧山中学老师张之引的家中。张家很快也出现了抄家的红卫兵。当陈先生让妻子和长女去取回笔记时,被萧山的红卫兵发现,他们马上追到杭州,与杭大地理系的造反派联合提审了陈先生。
“反动学术权威”竟敢藏匿“黑材料”!红卫兵和造反派严令陈先生把“黑材料”交出来。
陈先生的人生哲学是绝不说谎。但是,野蛮“培养”了他,他第一次学会了说谎:“笔记在永康亲戚家,我要到永康去取回交给你们。”造反派限令他5天内交出“黑材料”。
情况万分危急。如何保住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唯有复制！陈先生发动全家分头抄录。
1968年6月下旬,沉沉夜色中暑气逼人,陈家所有门窗全用棉被、床单遮得严严实实,黑布蒙起的灯罩下,陈先生夫妇和两个女儿、大儿子五人在伏案挥汗抄录,刚上小学的小儿子陈出新则担当起门口放哨的任务。
五个通宵苦战,数十万字的笔记终于留下了底稿,当陈先生将这些笔记本交给造反派时,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阵窃喜。
6月30日深夜,一阵急剧的砸门声把陈家惊醒,糟糕,又来抄家了!这些材料还没转移出去!若被发现,不但十多年的心血、全家人五个通宵的劳动全将付诸东流,陈先生还将罪加一等。情急中,大女儿迅速将材料塞进陈出新怀里,再在他身上盖上一层床单。抄家过程中,陈出新假装睡熟了。少年的“熟睡”却使中国博大文明中的一部分保持了永远的清醒。此次抄家只抄走一把剪刀和一瓶浆糊,造反派是为即将举行的“活人展览”替陈先生准备道具。
研究成果保住了,但灾难还在延续:震惊浙江、骇人听闻的“活人展览”在杭州大学地理系开幕了,陈先生等7位老教师被当作“牛鬼蛇神活靶子”向革命群众展出,老教师们或被迫穿上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腋下夹着账本,化装成地主;或身着旗袍,足蹬高跟鞋,涂脂抹粉,化装成资产阶级太太;而陈先生的脖子上挂着串起来的卡片,一手拿剪刀,一手拿胶水,被诬为“不学无术的反动学术权威”。
“活人展览”引起轰动。面对一批批“革命群众”的唾沫和不屑,陈先生用思考郦学来分散注意力,排遣痛苦。白天展览,晚上则利用写“牛鬼蛇神日记”的机会写郦学心得。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陈先生还坚持研究《水经注》。这位一向谨慎的学者,身在“牛棚”,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毛主席语录的红色封皮包着《水经注》偷偷地读,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一旦被发现,定然是罪加九等。
他在后来出版的《郦学札记》自序中说:“感谢上苍,让我这个历尽灾难的人,又能为我这本同样历尽灾难的书作序。”
领军郦学
一位地理学界权威称:“陈桥驿以惊人的勤奋与敏捷,写了大量的专著和高质量的论文,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界,他的水平与成就已不仅比肩,并且是超越了他的几个前辈。”
“文革”结束后,陈先生终于迎来了可以安心做学问的自由。他说,他40岁至60岁的20年光阴被空耗了,现在要只争朝夕,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业精于勤。陈先生毕生勤奋,从青年、中年到老年,他每天几乎都是凌晨才睡觉,平生所好唯有读书。
陈先生在《水经注》研究中的突出成就主要在地理学、地名学、版本学方面。
1985年,陈先生首部郦学专著《水经注研究》出版后马上引起轰动,著名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致信陈先生云:“《水经注研究》的出版,势必大大推进国内郦学研究,深为郦学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庆幸。”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来信称:“这一著作为专攻历史地理学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研习经典著作的范本,为此,又不能不为后来者称庆。”
陈先生在《论水经注的版本》、《水经注版本余论》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水经注》的版本发展承袭关系,对各种版本的特点、价值、缺陷进行评价;他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地理学观点、方法研究《水经注》,侯仁之教授称他“为《水经注》研究开拓了新途径”;日本关西大学将他的郦学专著定为研究生教材。
1990年,陈先生的《水经注疏》出版,再次引起强烈反响,谭其骧称:“此书问世,实为郦学史上一巨大里程碑。过去治郦学必置备七八种乃至十余种版本,今后有此一本,即可尽束刊于高阁,而所得反有过之。如此好书,百年难得有几种。”
陈先生在《水经注》研究中发现,我国“五胡十六国”时代是一个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然而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为此,他第一次提出“地理大交流”的新学说,并第一次将“地理大交流”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这一学说在世界地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陈先生认为,地理大交流发生在公元4世纪初,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华北和中原,开始在汉代世居的小麦杂粮区定居。而华北和中原的汉族则被迫迁移到江南稻作区。这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参与交流者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环境构成了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一大批地理学著作也因此诞生。《水经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陈先生先后出版了《水经注研究》一、二、三集,《郦道元与水经注》等25部郦学专著,被公认为我国当今的郦学泰斗。
陈先生在历史城市研究上也成就斐然,《中国六大古都》、《中国历史名城》、《当代中国名城》等等,许多专著或论文被翻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此外,他在地名学和方志学方面也取得卓著的成就。
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地掀起了修志热潮。陈先生利用与国外交流的机会,从美国、日本有关图书馆查到了流失出去的方志孤本――乾隆抄本《越中杂识》、《象山县志》和《常山县志》。这些孤本的失而复得在学术界反响强烈,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称这些孤本的重现“对古籍整理是很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可谓波澜壮阔,陈先生起到了学术带头人的作用。早在上世纪60年代,陈先生便在宁绍平原的历史地理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陈先生提出了“禹的传说就因为卷转虫海进而在越族中起源,然后传到中原”,他提出的这一“大禹神话回归说”不仅把“越为禹后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为越族历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历史研究解开了一个河姆渡文化与先秦越族、越国漫长发展反差的疑团。
有关专家认为,用“海进说”来研究河姆渡文化现象,陈先生是首创。他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为研究越族历史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而且辩证唯物地指出了人类历史曲折发展的规律性。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3位前辈大师的推荐下,陈先生于1985年出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成为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
“三不主义”
陈先生在学界清望甚高,他不争名于朝,不争利于市,潜心研究,埋头著述,他高洁的品德,无私的情怀,宽广的胸襟,备受学界称颂。
他的闻名学界的“三不主义”便是最好的例证。
他的第一个“不”是不申请课题经费。
“50多年来,我没花过国家一分钱科研经费。”陈先生说。“我的著作全都是约稿,从来没有自己出钱出版的。”
他的第二个“不”是不参加任何学术成果评奖活动。
谈及当前越来越滥的评奖,陈先生非常反感,他说,许多评奖导致腐败。“我不赞成过多的学术评奖活动,也不要过高地捧抬其中的获奖者。我因为毕生笔耕,出版过不少书,也获得过一些奖。但必须声明的是,所有我获奖的著作,绝非我自己申报的,获奖以后,也绝无优裕之感。”
他的第三个“不”是出国不花国家一分外汇。
“我出国很多,并且都带着夫人,但我没花过国家一分钱外汇。都是邀请方出的钱。”他说。
“但是,这个‘三不’最近遇到挑战了。”陈先生说着笑了。“杭州市要我担任《中国运河开发史》主编,我还没有答应下来,杭州市已把40万元汇到学校,我女儿说我第一个‘不’突破了。可是我还没花过这些钱啊!”
陈先生对后学的提携和帮助不遗余力,湖南学者张步天刚入大学就被划为右派,但他坚持研究,完成了《中国历史地理》上下册。陈先生了解了他的经历后,非常同情,不但为他的书推荐出版,还亲自作序,使此书得以出版。(主题照片由徐忠民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