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至29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委、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北京论坛（2006）”在北京举行。在三天的会期中，“北京论坛”分为健康安全与保障、世界格局中的中华文明、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文明的演进：
历史分论坛：关注全球历史视角下的文明演进
近代以来，在社会转型与文明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民族的发展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历史分论坛以“文明的演进：近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经验”为题，旨在对当代世界的多元文化特征进行历史的探讨，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出发，观察近代以来国家与民族的盛衰演变。
来自哈佛大学的入江昭在分论坛的首场讨论中，即作了题为《多文明的跨国交汇》的报告。他认为文明不等于国家，国家是地域性的、有国界的，而文明却是超地域的、跨国界的。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国家仍是塑造世界的主力；而在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局势发生变化，如两极格局趋于缓和、第三世界的崛起、全球化速度的加快、跨国问题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增长等等，文明开始超越国家力量，上升为国际交流的主角出现在世界舞台。当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已无法解决某些问题时，文明交流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入江昭认为文明比国家更具有延续性，并强调当今的国际行为需要从文明的角度加以解决，因为国家框架内的解决方案已无法应对。
在承认文明交流重要性的同时，保持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也是论坛的主流声音。本届历史分论坛即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桎梏，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世界的历史。荷兰学者索泽兰德认为在现代专业历史领域，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已遭到挑战，多元化历史观开始兴起，她提出不同的文明应当具有不同的历史观。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远随即提出用中国的“阴阳”辩证法看待历史进程的新观点。
关注中国的文明演进过程，关注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也是历史论坛中的讨论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沛就指出：从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被动地进行文化接受是不可行的，当代的中国应当进行自觉的文化选择。在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划自身文化发展战略的同时，中国也应有所建树――即吸收、借鉴他国文化的同时，丰富、完善、保护自身文化，在文化的交融过程中自觉甄别。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选择面临两大问题，即传统文化的延续性和外来文化的借鉴性问题。
国学分论坛：关注中华文明的当代意义
“世界格局中的中华文明”是“北京论坛”颇受人关注的一个分论坛，应邀参加这一分论坛的学者共有46位，大多是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考古及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的著名学者。
中华文明在当代的意义，是与会学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通过一系列数据，说明中华文明要在世界上再现唐宋风采，必须加强两个目前仍然微弱的要素：一是创造力，二是与其他文明双向交流的能力。韩国江原大学教授高在旭则就和谐世界观和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指出基于儒、释、道三家思想创立新的和谐世界观，是21世纪中国哲学可以为世界做出的重要贡献。英国伦敦大学的傅熊通过17世纪法国思想家费乃龙虚拟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对话，说明在文化交流中，资讯的准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美国布朗大学的罗思文发表的论文题目是《对人权与隐私的再思考：用儒家思想来重构》，他指出人权包括人类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等不同层面的权利，而道德方面的权利也应得到承认，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思想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
人口与区域发展分论坛：关注老龄、卫生、健康
在人口与区域发展分论坛中，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34位学者站在全球化视角以多学科联合的发展趋势就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以及人口健康等具体问题展开了学术交流与探讨。
学者们不仅探讨人口的总体发展趋势，更是特别就区域发展的差异和不平衡问题进行交流，以“共建、共融和共享”为目标，为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出谋划策。分论坛从“人口与区域发展”中最关键的四个关联问题入手，讨论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人口城市化、人口健康与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就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学者们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优先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出发，就如何为全球和中国不同区域的人口提供发展的机会、提升发展的能力和提高生活的福利提出建议。
中国老龄学会副会长阎青春首先介绍了中国老龄化的特点及中国老年社保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存在养老保障机制建设与养老负担、社会总体负担的剧增不适应；卫生保障体制建设与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不适应；养老护理服务机构建设和不能自理、半自理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社区服务网络与“空巢”家庭老人、高龄老人的服务需求不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就“多支柱和多层次养老金制度”做了演讲。他认为，计划生育作为一种政策安排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张全面放开第二胎生育。他指出，中国乡村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家庭结构变化和寿命延长导致老年支持的风险增大，并提出了国家、家庭、商业保险等五个层次的养老金制度框架。
教育分论坛：各方校长纵论国际化
本届教育论坛除了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纳入到北京论坛中来，还在同一个主题“国际化背景下的大学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下产生了许多共鸣和争议。
与会学者和大学校长不仅将国际化下的大学发展作为共同关心的话题，还围绕着在国际化背景下，大学之间如何联系，大学如何满足社会需要，大学之间如何竞争与合作，大学如何发挥作用促进不同文化的了解，如何解决大学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矛盾等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讨论。
在国际化背景下，各国大学都在采用不同的战略来应对，因而大学的多样化和多样性是发展的趋势。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有许多需要各自大学共同来努力完成的使命。比如，大学之间的联合，大学和政府的关系，各个大学学历授予的协调等等。与此同时，与会学者还深入探讨了大学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关系。在论坛中，学者产生争议的问题涉及到了大学是否要以市场为导向，对大学投资的形式应该如何，大学国际化的范式等等。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许多学者纷纷提出在国际化的战略背景中，大学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有的学者指出，目前普遍存在的工科创造的收入没有用于文科建设，这是社会责任的流失。大学要承担社会责任，就是要倡导公平和平等。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引用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在1930年12月提出的16字办学方针：“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来启发人们深思今日的高等教育管理问题。
与会的大多数学者是来自各个大学的校长。他们为论坛带来了各个大学不同的经验和声音。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谈了北大在国际化背景下面临的三大挑战、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从台湾经验谈到了大学的行政领导、民主参与及社会关怀，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郝平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型人才培养。
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到来，为这次国际学术盛会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许多与会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指出，在这些国家中要发展高等教育，当务之急是发展科技教育，但同时不能忘记做好长期规划。
经济分论坛：热议当前新农村运动与政策
经济分论坛名家荟萃，来自中国、韩国、美国、越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专家，就如何构建和谐城乡关系展开了讨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三农政策的关系，并对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他指出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落实2004、200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础上解决农村真穷的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林毅夫教授指出，根据理论和国内外的经验，要长期持续较快速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减少农民，不断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对于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林毅夫教授提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仅靠政府投资是不现实的，可以动员社会资金参与，包括银行贷款和民间资本。通过政府补贴，在自愿的基础上鼓励农民自己投资、投劳，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
南京农业大学的钟甫宁教授指出在目前条件下，要实现城乡收入大体相同，至少需转移1.5亿劳动力。而中国要实现在21世纪中期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去。对于如何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钟甫宁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扩大就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同时，必须消除目前的各种阻碍如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农村公共教育支出，为农民提供有效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农民非农就业能力。此外，政府的农业政策依然重要，主要是在农业中重点支持出口产品和非食用产品的生产。
韩国自70年代以来所实行的新农村运动，在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经济结构转换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来自韩国研究院的韩道铉教授指出，韩国新农村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支持、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农民自身能力的增强。政府的参与不仅局限于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很重视农民自身能力的增强。在发挥政府的作用过程中，实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克服可能的官僚主义和增强相互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尽管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主要是基于自然村，但是，由于许多建设项目涉及更大的范围，不同村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其间社会资本的扩展和增强。而在村落内部，还经常通过建立社团组织和村民聚会，以鼓励农民积极参与。韩国的新农村运动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帮助农民建立自我发展的能力和信心。对于农民自身能力的建设而言，帮助他们逐步自我发展、实现成功，对于他们建立自信非常重要。
公共卫生论坛：关注“卫生公平性”与“健康安全性”
随着公共卫生论坛第一个报告人沃格斯塔夫教授题为“对中国卫生改革现状的思考”演讲的开始，“中国医疗保障”就成为不同国度专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世界银行国际卫生经济协会理事长沃格斯塔夫教授说，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目前，在医疗开支方面，个人承担比重过大，造成“因病致贫”；在医疗机构方面，缺乏有效激励机制，造成“以药养医”。
而卫生经济领域著名专家、美国Temple大学杰特森教授态度要乐观一些，在对经济、人口发展趋势规律进行分析后，他说：“今后中国不应存在卫生支付问题。”因为随着GDP的不断发展，直接引入欧美国家比较成熟的医疗技术、中国医疗筹资问题将迎刃而解。但同时，他也强调：“任何国家，资金都不是造成公卫危机的主要原因，重要的是如何公平的分配。”
四川大学毛正中教授在“探索建构完善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发言中，介绍了我国2002年以来在农村建立的两种医疗保障制度。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2005年覆盖了全国23.7%的县域，共4亿农民；而“医疗救助制度”则覆盖了88%的县域。但医疗费高达74%的自负水平和尚不稳定的筹资机制仍然是保障农村医疗水平的难题。
沃格斯塔夫教授提出了很多关于医疗服务的建议，包括“明确相关部门职责的划分”、“保证筹资稳定性，专款专用”，“有效评估医疗绩效”等。其中“通过提供好的支付体系，对医院进行认证评估，使其收入与医疗质量相关，防止以药养医”这一条建议还引发了全场的大讨论。他坦言，研究虽然可以提供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清单，但中国地域差异大，究竟该怎么做，还要自己来解决。
公共卫生分论坛主席，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永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本届论坛的特点就是对较为深入的问题进行集中的讨论，与2005年“公共卫生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比较宏观的主题相比，今年的论题定为“健康安全与保障”，旨在讨论“卫生公平性”与“健康安全性”两个方面，力求更加专业与务实。（压题图片为王天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