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是“血诚流出”、“一人心乃一国之心”的文章，它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脊梁。要理解并阐释此类文章，就必须与之同气相求、心灵相通，在感动中理解它、把握它。浦起龙《读杜心解・序》称杜诗“都从一副血诚流出”。先师萧涤非先生研治杜诗，也“都从一副血诚流出”。
萧先生治学的“
在为人上，萧先生也深得杜之风骨。“文革”中，先生备受批判，“批儒”点了名，但先生仍不改初衷，理直气壮地回答学生提出的有关杜甫的问题。这一倔脾气实在是酷似杜甫，山东大学有些师生称其为“现代杜甫”，甚是传神。正是这种气质上的相类使先生能推心置腹地揣摩杜诗用意。
《杜甫研究》中阐释杜诗《又呈吴郎》可谓曲尽其微。对诗题，先生认为“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但是为了使他能比较容易接受自己的劝告，所以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一个表示尊重的‘呈’字。这个‘呈’字看来好像与对方的身份不大相称，但却是必要的，正是杜甫细心的地方。”能体味杜甫心细的地方，正是萧先生尚友古人成功的地方。诗的第一句“堂前扑枣任西邻”，先生认为“任”字很重要。“为什么要这样放任呢？第二句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西邻竟是这样一个没有吃、没有儿女、没有亲戚，一句话，什么也没有的老寡妇。杜甫写这句诗，仿佛是在对吴郎说：朋友！对于这样一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穷苦妇人，你说我们能不任她打点枣儿吗？”如果不是对杜甫的真挚性与人道精神有整体把握，是很难这么贴切地发露诗心的。尤其对颔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的阐释，更见功力。他说：“其中便有着杜甫自己的无限的爱情。比如，他了解到打枣人原来就存在着‘恐惧'心理，于是，他便关照他自己或者说警惕他自己这时的态度要特别亲善。否则，她就不好意思打了，她就要挨饿。他好像是自己在打别人的枣子，希望主人家不要使自己难堪似的。我们只要一读到‘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这样的两句诗，至今还能仿佛听见杜甫当时心脏砰然的跳动。”这哪里是谈诗，这是与杜甫在推心置腹地作思想情感的交流！正是这份感动，使杜诗文本含义在经验之重建中重生。
萧先生治学的“一副血诚”还体现在对待文化遗产的实事求是精神，尊重历史语境的“客观性”及其历史生成。由于文本是词的组合，组合后的词有其自在的意义，给出的含义大于作者组合它时的意图，所以可从文本中发掘出“作者未必然”的东西来。或者说，由于诗人在文本中用文字意欲表达的原初含义，与后来解释者对文本含义所作的揭示与理解必然存在着差异，所以二者必须不断地取得视界交融，才能真正达到主客观的同一。这就意味着解释者应具有自我批判性思维，通过相关材料的检验，对自己的推测、论证进行调整，这才能既不断地逼近原初含义，同时又植入文本含义的历史生成。而萧先生《杜甫研究》（修订本）再版前言（1980），正是一篇展示了这种自我批判性思维的好文章。其中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作的反思尤其深刻。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长期以来是学术禁区，萧先生用人道主义来解释杜诗中的某些思想现象难免要受到质疑。但萧先生经长期反思，特别是经历过“文革”风暴之后，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并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对杜甫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萧先生认为，“人道主义”虽然是“舶来品”，可以“从它带有普遍性的尊重人、爱护人的总精神出发来借用它的”。而“这种思想在我国古代就早已有了，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也就是儒家“仁者爱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就是墨家“兼爱”的思想。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思想精神在一些大作家、历史家、诗人身上都有所表现，如司马迁、陶潜等，而“表现得最充分、最突出的还是杜甫。”先生认为杜甫的人道主义含有两种可贵的进步因素：“一是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精神，一是善恶分明，爱憎分明。”针对“作为封建士大夫的杜甫不可能具有忘我精神”的偏见，先生义形于色地反问道：“为什么一个封建士大夫就不能具有？民族英雄文天祥是不是封建士大夫？且看旧史官是怎样评论他的死吧：‘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请问：这不是为祖国民族的尊严而不怕牺牲的忘我精神，又是什么？然而，文天祥的这种精神正是从杜甫身上、从杜甫诗中直接吸收来的，是和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现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先生维护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精华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从这一视角去认识我国古代优秀作家、作品，至今仍是一个亟待重视的课题，是继承传统文化并建构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再如关于忠君思想问题，萧先生并不回避，并特地提出来：“因为在杜甫身上这一思想特别突出，而在杜甫的研究上也形成了一个颇为纠纷的问题。”先生从两个层面看待这一问题。一是：“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杜甫也并非漫无差别，毫无条件，在不可动摇的绝对性中也有一定的相对性。”对暴君，杜甫赞同?民伐罪：“旧俗疲庸主，群雄问独夫！”对所谓“尧舜君”、“明主”，则“葵藿倾太阳”（如对唐明皇）；对昏庸之主如肃宗，则有所讽刺：“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二是应当历史地看问题，“我认为在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封建社会里，人君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一些士大夫想通过忠君取得信任做一番事业也是正常的。在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家那里，“忠君和爱国爱民总是交织在一起。如杜诗‘时危思报主’之与‘济时肯杀身，’‘日夕思朝廷’之与‘穷年忧黎元’，便都是明显的例证。‘报主’之中有‘济时’，济时之中也有‘报主’；‘思朝廷’是为了‘忧黎元’，‘忧黎元’所以就得‘思朝廷’，因为在那个时代老百姓的命就是捏在那个‘朝廷’上。”的确，杜甫《壮游》诗云：“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明确地传递了这一信息。
对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忠君”问题，萧先生经过长期思考，特别是“文革”后深刻的反思，以其充满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精神的妙解，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钥匙。而这一自我批判性思维又给我们这样的启迪：治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一个观点的形成、修订，或放弃、或确定，都必须作深刻的反思，容不得半点投机。它需要的是理论的勇气，是对治学的“一副血诚”！在诚信危机已从市场进军学界之今日，前辈学者这种为学之道无疑是一付救弊的良方。（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