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业题材及时代价值取向的缺失
在明清传奇中，具有时代价值取向意义的商业题材剧难觅踪迹，这一现象令人费解。
明中叶，王阳明首先发难，其后，泰州学派、李贽、气学派、王学修正派等，
李贽的这种价值观人称是晚明“工商皆本”经济思潮中的奇葩。不仅如此，其实在李贽之前就有了王阳明提出的“四民平等说”，张居正提出的“资商而惠农”观。又有何心隐提出的“商贾大于农工说”。这种推崇商业发展的全新经济思想，这种关乎“治生产业”的人伦物理的故事，这种“各遂千万人之欲”的自由竞争的场面，在明清时期历史的舞台上真真切切，甚至是惊心动魄地出现过，但却没有在传奇戏剧的舞台上演义、展现其社会发展的风采，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戏剧艺术精神的一种遗憾。
造成此类题材及价值观缺失的原因，或许主要有三点：一是在一般士大夫们的意识中，还没有普遍形成经商的观念，封建统治者又对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二是商业社会还属滋生发展期，商人群体尚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三是戏班体制较为落后，师傅是私人招徒，并是口耳相传，极为保守。一个戏班往往就演那么几个保留剧目，极少创新。
二、生态人物性格的空疏
昆曲明清传奇保留剧目中的主人公，多为无私无怨的节妇烈女和循规蹈矩、恪守礼教的醇儒。这类主人公已沦为一种伦理道德的符号，缺少灵性、均非性格丰满的生态性人物形象，剧作也显不出对人物性格挖掘的魅力。
例如，明代陈罴斋所作的《跃鲤记》传奇，写姜诗的妻子庞三娘性情温和，躬行妇道；婆婆不通情理、性情固执。一日三娘到江边汲水，遇风浪滑入水中，桶被卷走只得空手而归。不想婆婆因此大发脾气，竟然逼子休媳，并逐出家门。一日三娘于路偶遇儿子，问起家中冷暖，又被婆婆遇见不问情由地打了一顿。即使如此，三娘依然躬谨行孝，无怨无悔地做了汗衫和桐花团扇托人送予婆婆。其单向度的扁平性格，呆板得毫无生气，不过是礼教的一个符号。还有像《商辂三元记》中的秦雪梅、《眉山秀》中的苏小妹也都具有这种单向度的性格特征。
不仅如此，就连神仙也多是道德的化身。我们知道，程朱理学的理论体系即是当时官方的哲学体系。关于“道心、人心”这对理学核心价值的范畴，程颐主张消灭“人心”，保存“道心”。朱熹认为“人只有一个心”，但心思的向度不只一个，他说：“人自有人心道心，一个生于血气，一个生于义理。饥寒痛痒此人心也。恻隐、羞恶、是非、辞让，此道心也。”但重要的是，朱熹同时强调“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所命焉。”即要“道心”主宰节制着“人心”，这与程颐是一致的。
这就是昆剧传奇文人剧中，为什么会出现许多符号化扁平人物性格的哲学基础了。
但问题在于，到了明代中叶，李贽等有识之士将“人心”解放的思潮已发展到“私心”说，也就是“童心”，直心而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二十四）李贽把“道心”与“人心”这对二元对立的理学核心价值颠倒了过来，使正常的“人欲”有了表现的舞台。并且王阳明等一批“狂者”也不赞赏以醇儒为理想人格，他们所欣赏的是“豪杰”，是那种敢为天下先，率性而为“一克念即圣人矣”之士。因为豪杰多任性纵行，所以要“克念”，“克念”在那时代自然只能用“道心”，这其实就是“人心”与“道心”的“中和”了。这才是明清时期的理想人格。据此，明清传奇已经有了大量出现立体生态人物的可能，已有了哲学理论的奠基。但遗憾的是：在明清昆剧文人作家的笔下，这类人物却仍显空疏。
当然造成此类戏剧人物空疏的原因还有：多变性的“乡愿”是孔子以及后儒们所反对的人格。王阳明说：“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乡愿”像墙头草随风摆，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和信念，为儒者们所不容。所以，儒者们选择表现的人物必是具有卓然单纯品格之人。戏剧功能性人物的需要。传奇剧本是抒情文学向叙述文学转变的一种体裁，由于当时戏剧文学观的认知水平所限，剧作家此时的关注点,多停留于矛盾纠葛的构筑和惊奇情节的敷衍上。所以，舞台的戏剧性是需要某类单向度性格的人物参与，来决定剧情发展的方向或迅速组织矛盾纠葛的。这类单向度人物是专为戏剧性而设的，具有明显的戏剧功能性，他们有时就是戏剧发展的动力，甚至成为一种剧情变数的有效机制，因此是戏剧矛盾纠葛发展的需要，赋予了他们以单向度性格的特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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