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湖南理工学院的一些管理举措酷似中学备考的做法，但细究起来，其中并非管制当头，强求一律，而是“严”中有“宽”，着意营造一种好学有为、积极上进的学校风气。风气所向，师生之间、校园之内自有一种自觉自为的精神与责任，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可以说，宽严之间的定位是一所学校的办学风格所在，如何拿
近些年，高等院校的管理和教学质量时受诟病，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学校校纪松弛、风气萎靡，教师心猿意马，四处兼职，无心效劳于讲台，学生天马行空，投机取巧，无意醉心于学问。如此状况，所谓教育人才、贡献社会自然无从谈起。因而，改善学校治理，提高教育质量，是许多高等院校的当务之急。从湖南理工学院的经验看，成功治校须讲究宽严相济，从而造成一种自主而又负责的良好环境。所谓“宽”，是要向师生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足够空间，令其志趣得以充分发挥；所谓“严”，乃在于保证制度上的严谨，有章可循，不至于因人因言而废事。两者互为补充，融为一体，就能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教育效果。在这方面，上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治校之法堪称典范，历来为人们所推崇。在“宽”的一面，蔡先生有那个广为人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新旧人物济济一堂，学子问学各听其便，教学相长，学术气象蔚为壮观。在“严”的一面，蔡先生则是坚持原则，不作无理的妥协。比如，当时北京大学因经费紧张，议定向学生收取讲义费，引起部分学生的不满。他们开罪于校事务主任沈士远，气势汹汹闹到学校总务处理论。蔡元培劝学生可找他商议，但学生不听，于是他大声呼道：“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学生见蔡元培态度坚决便自觉散去，风潮也就此平息。
宽严相济，松紧适度，学校、教师和学生就易于养成自我督促、自我负责的强烈意识。学校不用三令五申，处处监督教师尽职尽力，也不用编织严密繁琐的校规校纪，时时约束学生，逼着他们坐到书桌前来。在此情况下，“宽”就不会流于放纵无度，“严”也不会失之僵化刻板。以湖南理工学院的例子来说，监考极宽却很少有人作弊，上网受限却仍能变通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之需。同样，在宽严相济之中，师生之间也能达成一种教学上的默契和自觉，形成梅贻琦先生所说的“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从游”奇效。北大钱理群教授在回忆老师王瑶“怎样当教授”时曾说，王教授善于熏陶，“他的指导方法也很特别，我把它概括为‘平时放任不管，关键时刻点醒你’。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以后就不管了，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而且关照你平常少到他那儿去。”像这样的“宽”，看似“放任不管”，实质上透着一种更高程度的“严”，它需要师生之间的高度自觉，也更显露出“宽严相济”的精神实质。
当然，“宽”中有“严”，“严”中存“宽”，说说容易，起而行之就不那么简单了。“宽”和“严”的尺度不好掌握，一不留神就会过了头，因而两者的平衡极需要治理者的智慧。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罗家伦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曾提出他的“四化”教育方针：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有人评论，从后来的效果看，学术化成绩最为显著，民主化和纪律化一般，军事化没有成绩。“军事化”这一点过于强调严格，显与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性质格格不入，效果不彰当是自然之事。所以，高校办学的“宽严相济”有其自身的特点，任何一方的“过”与“不及”都会破坏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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