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人类学在中国虽有零散研究，但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基本停留在民族科学的早期研究水平，原因主要是对人类学的乏知。由此产生的文化认知理论水平之差距，其长远影响不仅是学术的，还将是文化的、国民性格的、儿童成长的、发展认知的，乃至于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认知人类学大致有三个发展阶段：上世纪50年代“民族科学”的早期形式化阶段；60―70年代研究民俗模式的普遍认同的中期阶段；80年代开始的文化先验图式研究和一致性理论的发展。这个阶段与心理学关系密切，因为两者都探索认知过程的性质。它也吸收了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理论要素和方法论。当代的认知人类学试图发现成为人类行为基础和激发人类行为的深层秩序原理（行为动机）。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和脑科学是它最亲密的学术伙伴。
认知人类学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文化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奠基人博厄斯及其文化相对论。他的第一个人类学研究是爱斯基摩人以及他们对冰和水的色彩的感知，他认识到不同的人们有关于身边世界的不同理解，其著作包括《人类学中的心理学问题》（1910）和《初民的心智》（1911）等。人类学家发现爱斯基摩人对雪有上百种分类，苏丹的努尔人对牛有400多种词语。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强调语言对人们经验之建立的作用，沃尔夫研究亚利桑那州的霍皮语，发现霍皮语的语法与印欧语不同，霍皮人对世界的看法也与欧洲人不同。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着人们对宇宙的经验理解；世界上的语言不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群对世界的经验理解也不相同。“民族科学”是这个假说的最好脚注。坎克林1955年发表的《哈努诺语的色彩范畴》，对该族的色彩理解方法进行了探讨。柏林等对不同社会的语言里为什么会有不同数量的单色词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越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颜色词可能越多。他们还提出颜色种类在语言中的增加有一个固定的顺序，最先出现的类目是浅（或白）和深（或黑）。接下来出现的是红，然后是黄和蓝绿；然后是分别表示绿和蓝的基本词；然后是棕色；接下来是粉红、橙和紫。这些“民俗模式”也是群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旨趣。此外，马林诺斯基曾强调当地人的想法；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1962）、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1963）等著作，反映了功能学派、结构主义、解释人类学等与认知人类学的共同理论关注。
在认知人类学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认知他者。人类学家进入田野，面对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人群，如何理解他们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雷德菲尔德和罗伊斯先后在墨西哥台波斯坦村的研究分歧，使民族志的有效性成为一个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第一次涉及语言学的使用，促使人类学家关注用当地语言理解和记录文化，导致了民族科学。1954年，派克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行为的主位和客位立场》，借用语言学的两个词Phonetic（语音）和Phonemic（音位）的尾缀，提炼出客位（etic）和主位（emic）两个概念，前者指从外在文化观察者的观点理解当地人的文化；后者指理解文化的当地人观点。
认知人类学的真正科学化来自古迪纳夫的“成分分析”和新民族志，民族志的目标不再是描述，而是发现人们关于他们周围世界概念后面的结构。“文化是理解人类行为的概念模式”。传统民族志是看相，看表象和差别，认知的新民族志强调看表象的后面，是看脑、看心，看一致性的集体文化和集体动机。一致性理论通过回应者的一致同意模式，来推论他们的知识。目前，我们对国民性中所谓的普遍的造假和信任危机、对腐败现象的社会参与和社会宽容、社会非制度化、文化的失魂、对生命的普遍缺乏尊重、尔虞我诈的普遍内耗等，都非常缺乏一致性理论的研究。
古迪纳夫清楚地表明了认知人类学的文化观：文化系统将个人的认知世界与人们的个体意识和行为联系起来。在威廉姆斯看来，所谓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由此，文化作为“知识体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文化和行为的认知研究关心文化如何被共享？范围在哪里？这些文化如何分布于个人之间？文化怎样被内化于个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是如何学习新的东西和创造新的事物的？不同文化的人是如何进行相互了解的？一种文化是怎样形成的？等等。
目前，认知人类学在世界上主要有四个研究领域：
一是语义学（Semantics），包括民族志的语义学(Ethnographic Seman-tics)、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二是知识结构（Knowledge Structures），包括民族科学(Ethnoscience)、一致性分析（Consensus Analysis）、原本（Scripts）和先验图示(Schemata)；三是模式和系统（Models and Systems），包括民俗模式（Folk Models）、决定模式（Decision Models）、目标结构和动机系统（Goal Structures and Motivational System）；四是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包括叙事语法（Narrative Grammars）、话语语义学（Discourse Semantics）、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与文化有关的认知模式和认知系统，是认知人类学的当前热点，有学者谈到：在过去十年，在美国的现代心理学有一场“文化”革命，很多人突然对文化、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兴趣。过去十年以来，传统心理学的文章增加不是太多。但是，文化的题目增加很多，2003年达到数千篇。西方学界对文化突然产生的兴趣和文化的认知模式有关，例如价值观系统的研究，因为人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另外通过对个人自我理解模式的研究，发现有文化上的差异。如中国人和西方人回答“我是谁？”时，西方人对自我的判断多根据个人的个性、爱好；而东方人的回答多涉及团体，如我是中国人，我姓什么。中国社会缺少神性，与中国古代哲学有密切关系，东西方两者的自我概念、神的观念等许多观念都有不同的文化差异。还有诸如老年痴呆，原来医学认为是脑衰老所致，但是研究发现修女的老年痴呆很少，而她们死后的解剖发现，脑衰老的程度并不低，这导致大家寻求文化的解释。中国学者在认知模式领域也有研究，如首次系统提出“象征产权”与“象征地权”的概念，用于探讨中国人对权利和产权的文化认知体系，它涉及到历史上的地权和赋税、土地改革和阶级划分等，最终涉及基本的制度认知问题。有关发展的文化认知、良好生活状况以及精神健康等研究也正在国内一些科研机构中展开。
认知人类学在中国虽有零散研究，但与世界水平差距很大，基本停留在民族科学的早期研究水平，原因主要是对人类学的乏知。由此产生的文化认知理论水平之差距，其长远影响不仅是学术的，还将是文化的、国民性格的、儿童成长的、发展认知的，乃至于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