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统，不断创新
中山大学医科在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多次机构合并，人员的整合和学派上的汇流，但始终以发展和进步为导向，形成了“兼容并蓄、改革求进”的教育传统。
1953―1954年院系调整时，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医学院、光华医学院三校合一而成中山医学院（初名华南医学院）。当时来自中大医学院的教授多为留德的博士，在医学教育的理念、组织、方法和作风上受德日学派影响较深。而来自岭大医学院的教授则受英美学派影响较深。两支训练和成长背景不同、教学和管理的经验与作风相异的教师队伍走到一起，给中山医学院聚英荟萃、博采众长的机遇，也向它提出了海纳百川、消除门户的挑战。
当时，以柯麟院长为首的中山医学院领导，采取了学术上兼容并蓄的方针，工作安排不分学派，一视同仁、量才而用，各展所长；并引导不同学派的教师互相尊重和协作。
在营造兼容并蓄的宽松的教学环境时，中山医学院的领导注意掌握以下几点：一是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充分发挥教授专家在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上的专长和经验；二是通过定期召开校教学委员会或专题座谈会，充分听取教授们对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在总结教学经验时，在全校树立不同模式、不同做法的成功典型，体现百花齐放的方针；四是对有争议的观点和理念，要开展讨论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鼓励学术上的争鸣；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组织教师积极参加教学改革，鼓励他们把传统的经验与新时代的进步精神结合起来，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中山医学院的经验证明，实行兼容并蓄的方针既体现了教学和学术工作的规律，也体现了在教学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又是建设一支稳定的、积极的、心情舒畅、意气风发的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由之路。中山医学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医教辉煌，其基础就在于发扬了兼容并蓄、改革求进的教育传统。
2001年，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开辟了一个医学与人文科学和理科汇合的新时代。二十一世纪的医学教育正在按照“生物―心理―社会”新的医学模式来发展，医文、医理不仅可以兼容，更有必要互通，医学教育应当把医学的科学技术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管理学、信息学等文理科知识结合起来，按新的医学模式培育新一代的医学专才。目前，中山大学医科正利用中山大学在文理科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教学资源，通过开设跨校区的文理选修课、名师文理讲座和优秀文化讲座等形式，促进文、理、医相互渗透，为培养既有医学知识和技能，又有人文素养的全方位发展、复合型的医学人才创造有利条件。
重视基础，严格治教
中山大学医科一向重视在教育中打好学生医学专业的基础。现代医学的临床技术，建立在一系列基础医学科的理论基础之上，高等医学教育尤其要着眼于培养有较坚实的医学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医学基本技能的学生。原中山医科大学的名师对有关重视基础教学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诸如“医学生在校学习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谢志光教授语）、“要重视医学基础教学，根深才能叶茂”（罗潜教授语）、“学医要打好基础，将来才能更好地应用知识和发展知识”（陈国桢教授语）等。中大医科重视基础教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医学基础课学科的建设，保证基础课程有足够的教学课时。名教授亲自登台讲授基础课。在历次教学改革中，顶住了曾经刮起过的一股撤并基础课教研室、削减基础课教学时数的浮躁和功利主义之风，坚持基础课程不能削弱。因此长期以来，中大医科基础学科较强、教学质量较高，在全国医学教育界受到好评。
提倡“三基”，即在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提倡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和掌握好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为了加强“三基”教学，保证整体课程的教学质量，中大医科厉行严谨治教，健全各种教学制度，提倡在教和学的过程中，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去学习和掌握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近年来，中山大学医科通过建立“名师评选制度”、创建“精品课程”、加强教材建设、创建“名牌专业”以及实行“教学督导员”制度等举措，进一步发扬了“重视基础，严谨治教”的教学传统。
名师引路，高端奉献
在名师云集的中大医科，学生期待着得到优良学风的熏陶，国家和社会希望这些名师能为全国的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和高级师资的培养做出贡献。1953年合校后，当时的中山医学院拥有一级教授8名，他们是病理学家梁伯强教授、临床放射学家谢志光教授、寄生虫学家陈心陶教授、眼科学家陈耀真教授、病理学家秦光煜教授、生理学家林树模教授、儿科学家钟世藩教授和内科学家周寿恺教授，此外还有二级教授15名，如叶鹿鸣、汤泽光、罗潜、朱师晦、陈国桢、白施恩、毛文书、邝公道等。这些教授和专家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深，其中一些一级教授如谢志光、梁伯强、陈耀真等还是本门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桃李满门，声誉显赫。
经验证明，名校的大学教育由于有大师指引，基础厚、起点高，应当在总体的教学，或起码在一些强势学科的教学上，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不辜负学生、国家和社会的期望。中大医科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为全国学校教育和科研的发展培育了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如谢志光教授早年在其门下就培养出了著名放射学专家荣独山、汪绍训、胡懋华等，梁伯强教授门下培养出了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李瑛、王典羲等，陈心陶教授门下培养出了知名教授徐秉琨、江静波、冷延家等，他们都成了我国各高等学院校或科研机构的本门学科学术带头人。
中大医科受国家卫生部委托，举办为全国各高等医学院校培养专科高级师资的培训班。梁伯强教授亲自主持和指导开办了二十多期病理学师资培训班，六十年代以后全国病理学骨干师资有三分之一是梁伯强教授及其助手培养出来的弟子，使中山医学院成为当时全国病理人才培训的中心；陈耀真、毛文书教授主持“全国眼科医师进修班”，叶鹿鸣主办全国神经解剖学师资培训班，都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师资。
受国家卫生部委托，中大医科主编全国用的高等医学院校统一教材。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需使用全国统一医学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中山医科大学梁伯强教授被聘请主编全国第一部病理学统一教材，《病理解剖学总论》和《病理解剖学各论》（1960年出版）；陈耀真教授主编第一部眼科学方面的全国高等医学通用教材《眼科学》，对全国医学教育质量提高起到很大作用，此后，多个学科的专家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肿瘤学、药理学、毒理学、生理学等学科的教授也曾主编过全国医科院校用的统一教材。
立足国内，面向世界
中山大学医科地处华南沿海，在医学教育上素得国际交流风气之先，自创建以来，一向重视引进国外医学教学资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博济医学堂及广东公医学堂的教师即已根据英、美教科书，翻译或编译了一套医学教材，是在我国出版和使用的最早的一批的医学教科书。如1879年前后，由羊城博济医局刻印刊行的西医教材（或临床参考书）已有18种，其中主要包括《化学初阶》、《病理撮要》、《医理略述》、《内科学》等。二十世纪，又编译出版《镜诊教程》等。
解放后，中大医科的医学教育国际交流从过去的单向引进转为双向交流，合校后的中山医学院以其强大的教授阵容及优秀的医疗技术为基础，曾在五十年代提出过把中山医学院建成“东南亚医学灯塔”的宏伟目标，意即其医学教育和科研的成果，可以幅射和影响至东南亚。1954年起，中山医学院即开始招收亚洲留学生，此外，还招收了来自波兰等国的进修生及访问学者。文革后，扩大了招收外国留学生（包括研究生）的范围和数目，以亚非发展中国家为主，也招收一些来自欧洲和澳洲发达国家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扩大了中山医学院在海外的影响。1991年，非洲乍得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特向中山医科大学梅骅教授颁发嘉奖令，表彰他为培养乍得国防部在中山医科大学进修的医务人员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医学教育面向世界需要加强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中山医学院自1980年起，开设英语医学班，该班教师用英语向学生授课，其中有的教师还在临床教学中用英语查房带教，使学生日常口语和专业英语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为培养能熟练掌握英语、参加国际专业交流的人才探索出新途径，即试行中英双语教学及全英语教学两种模式。
进入21世纪后，中山大学医科在医学教育上进一步贯彻“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的方针，强调了把现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起来，一方面在教学改革中，参考国际标准的要求和借鉴医学教育的新的理论和经验，同时，也认真研究国情，探索建立国际标准本土化的新方案。近年来，中山大学医科已开始推广《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lobalMinimumEssentialRequirementsinMedicalEducationGMER），2003年，该校有29位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接受由中外医学教育部门组织的GMER评估，其主要项目的成绩在8所同时接受考评的学校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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