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采矿而形成的城市被称为“资源型城市”。我国现有资源型城市199座。目前被界定为资源衰竭型城市的40座,在资源型城市中约占20%。
当地资源衰竭之后,下岗人员激增,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从而引发一系列
矿竭是否城必衰
随着人类对矿山资源的开发进程,矿山资源的逐渐衰竭势所必然。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矿竭城衰却并非必然。中科院沈镭等学者认为: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资源衰竭型城市之所以问题聚集,矛盾突显,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因为以往没有形成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忽视了资源开发补偿问题。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开发企业将利税的全部或大部直接上交,矿产品直接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向国家指定的目标转移。矿产企业难以积累必要的资金为资源衰竭后的企业转型做准备。实行市场经济后,对领导干部的考核又过于偏重GDP,致使忽视产业结构、生态环境、长远利益,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的情况愈演愈烈。某矿业城市,直到要闭矿,才开始考虑产业转移,自然问题成堆。如果及早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在资源尚丰富时就对矿业城市未来的转型积累资金,作出规划,让生产力逐步转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矿竭城衰是可以避免的。
矿竭何以城不衰
关于矿竭城不衰的例子,国外并不鲜见。他们的经验对于我国80%尚未进入衰竭期的资源型城市,逐步实现经济转型;对已经进入衰竭期的城市如何重建新的经济体系和生态环境,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矿产联合会卢业授高级工程师等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提供了这样一些范例:法国洛林矿区政府花了30年时间,实施逐步转型策略。他们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重点发展核电、计算机、电子、汽车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2000年,该地区在汽车、电子、塑料加工三个重要转型产业就业的职工,在全市工人中的比例,已从1960年的不足5%,上升到20%以上。德国鲁尔矿区实行“再工业化”,他们以煤为原料发展化工,产品种类之多,工艺之精湛,举世闻名。他们向这些企业逐步转移煤矿工人。随着煤、钢产值比重的逐年下降,这两大部门的职工人数也从上世纪50年代占工人总数的60%,下降到90年代的33%;而同时期非煤钢工业的就业人数却从32%上升到54%。目前,鲁尔正从矿区逐步朝综合工业区方向发展。可以预测,当这些矿区资源衰竭之后,将不会出现经济严重衰退、失业人员激增的局面。
与此同时,他们在环境保护和修复方面也非常出色。法国洛林把煤矿转型与国土整治一同列入整个地区规划。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土整治部门,负责处理老矿区遗留下来的土地破坏和环境污染。矿山闭坑后迅速抹掉了老矿区的痕迹,栽树、种草、建居民区、娱乐中心。今日的洛林,已成为景色秀丽、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
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企业在申请关闭煤矿时,要附上土地和环境治理计划,并交纳抵押金。闭矿后要按规定标准恢复环境。经政府验收合格,退回押金,不合格者,押金扣留,由政府继续治理。许多矿区经过治理,塌陷地成了明澈的湖泊,煤矸山经过培土植树,变成绿色的山林,开满鲜花的草坪、一望无际的良田以及数以百计的矿山公园,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的新景观。
关于我国“衰退产业补偿与救援机制”的思考
为我国正在酝酿中的“衰退产业补偿与救援机制”出谋划策,是中国矿业联合会矿业城市工作委员会的专家们研究的热点。他们认为:
――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对资源型城市及其类型进行量化界定。一般而言,资源型城市大体可分为衰竭型资源城市、典型资源城市和一般资源型城市。国家补偿、救援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应有所区分。
――成立国家专司机构。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性问题。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动资源衰竭型城市经济转型时,尽管做法不一,但都成立了专门的,能够领导和协调全局的专门机构。
――建立反哺机制。将矿产企业上缴税按一定比例反还当地财政,建立矿产企业“转产专用基金”。
――完善矿产资源成本核算体系。成本核算应该覆盖从勘探、设计,到建井、生产、关井闭坑、恢复环境、企业转型、职工培训等等。在此基础上,确立矿产资源的价格体系,让资源利用者支付相应的费用。
――国家出资的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资源衰竭型城市,以支持其经济转型和安排下岗矿工。对愿意到这类城市购置土地、投资创业、贷款融资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特别的减免税、低息或无息等优惠。
――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出资,建立职工专业培训基金和培训机构,为下岗职工增加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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