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欧阳修诗有“昔时李杜争横行,麒麟凤凰世所惊”,赵翼诗有“李杜诗篇万口传”等等,这些优美的诗句赞美的是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的文学业绩,“李杜”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顶宋代学者孔平仲《珩璜新论》卷上写道:“古有三李杜。李固、杜乔;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谢伯采《密斋笔记》卷四也说,“李杜齐名有三。东汉李固、杜乔,李膺、杜密,唐李白、杜子美也。”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五又有“四李杜”条,除了李白、杜甫外,则有东汉名士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清人蔡世远编《古文雅正》卷四收入李固《遗黄琼书》,编者有这样的说明:“汉末重节义,如三李杜皆不得免,时事可知矣。”原书的注文告诉我们,“三李杜”是指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
东汉桓帝时,李固和杜乔任太尉。外戚梁冀控制朝政,专横一时。李固、杜乔不畏权贵,坚持抗争,遭诬陷死于狱中。有杨生上书请求将“李杜二公骸骨”归葬,最早使用了“李杜”的说法。《后汉书・李杜列传》将二人事迹并列,也有“李杜司职,朋心合力”的赞语。白马令李云上书对朝政多有批评,言辞激烈,致使汉桓帝暴怒,于是收捕李云入狱。弘农五官掾杜众同情李云因忠谏获罪,也上书请求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更为愤恨,交杜众于廷尉治罪。结果,李云、杜众都死于狱中。后来襄桓上言此事,也将李云、杜众两人合称“李杜”。
桓灵之际,政治更加昏乱,国家权力被宦官攫夺,士人羞与为伍,于是出现“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情形。正直的士人又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大臣,裁量执政贵族。士大夫“清议”之风兴起,李膺等人特别受到崇重。太学中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膺)”的歌谣,士人能够得与李膺交游者,名为“登龙门”。由于与宦官集团发生直接冲突,李膺被诬告指使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相互结为朋党,攻击朝廷,扰乱风俗。汉桓帝曾下令郡国大捕“党人”,李膺等人因而被捕,受牵连者二百余人。李膺等人后来虽被释放,归还田里,但宣布禁锢终身,“党人”的姓名也都一一记录在官府。这就是著名的东汉“党锢之祸”。到灵帝时,又发生第二次“党锢之祸”。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为李膺门徒,因“党人”名单遗漏,所以没有直接受到迫害。景毅慨然说道:正是因为李膺贤良,才让儿子以他为师,怎么能够因为名籍偶然漏脱而求苟安呢!于是主动上表免归,时人称颂其义。朝廷大规模逮捕党人时,李膺正在故乡隐居,乡人得知消息,劝他暂时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不仅拒绝出逃,还自赴诏狱,后死于狱中。其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被禁锢。太仆杜密与李膺同时治罪,因为名行相次,当时人也把李膺、李密合称“李杜”。在这次对党人的屠杀和迫害中,被处死、流放、关押、禁锢的,多达六七百人。范滂在大诛党人之际,姓名列于诏书。督邮吴导来到县传舍,手抱诏书,伏床而泣。范滂知道后说,一定是因为我的缘故。于是主动前往投案。县令郭揖大惊,自解印绶,说:天下如此之大,子何为在此?愿意和他一同逃亡。范滂说,我死则此祸可以了结,怎么能够牵累你,又让老母颠沛流亡呢?范滂的母亲在告别时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路边人看到这一情景,无不垂泪。
鲁迅曾经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汉末以三“李杜”为代表的正义的清醒的士人群体,以他们的原则性、抗争精神、政治节操和英雄主义气概,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动荡年代我们民族精神中极可珍贵的刚直的“脊梁”。
党人纷纷受迫害致死,时人非常愤慨地说:“《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这些精英的丧亡,确实是社会文化的重大损失,而他们诚心维护的汉王朝,也随即迅速走向覆灭。以三“李杜”为代表的有见识有气节的士人集团,是在“清议”盛起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影响的。“党锢之祸”使“清议”这种允许异议允许批评的舆论形式走向终结,也最终使汉王朝的统治走向终结。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三《清议》中所指出的:“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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