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改革，在中外“高考”的历史中实有成例可循，当然也自有道理。然而，它的出台，却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无异于另辟了一条徇私舞弊的途径。进而认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乃当务之急，故高考改革理当慎之又慎。另一种观点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须在高考改革中重建社会诚信，即边改革，边重建。笔者赞同后者，认为宜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诚信的重建：
其一，对于政府而言，应将社会诚信由道德原则上升为法律准则，强化“以法治考”。
高考，不仅是一场文化知识的考试，而且是一场道德品质的检验，更是一场全社会的诚信公示。诚信能否得到普遍遵守，不仅取决于社会的道德水平，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秩序，规范考试行为，惩治舞弊，确保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和提高考试质量，就必须以健全的考试法律、法规作为保障。为此，一须加快考试立法和考试法制化建设的速度，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出台规范、统一的《考试法》，用刚性的法律熔铸考试的公平、公正，并用明确清晰的条文准确界定考试“诚信原则”，使之成为规范考试秩序、净化考试环境、防止考试舞弊行为的基本法律原则。国务院可依据《考试法》出台《高考条例》，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前两项法律、法规制定实施细则，将考试诚信原则具体化、规则化、制度化。二是加大考试法治化的力度，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纠”，“执法必严”。
其二，对于高校而言，应将诚信的态度和品质融入招考管理中，也就是“以诚招考”。
作为有独立办学权的高校，特别是有自主招考权的高校，更应该以诚信的态度和品质进行招考。倘若考试制度、规则的实施者不能忠实践行诚信的准则，即使考试法规再完善，规则再严明，制度本身再公平，其执行的结果也是不公平的。公平、严厉的考试法规，仅为考试的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提供了可能性。因此，要使高考公平成为现实，就必须强调考试法规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应具有诚信的品质和道德。也就是说，高校人员在招考过程中，一要公开、透明，不搞“暗箱操作”；二要严格自律，不要以自己的私利而损害了学校的名誉。
其三，对于考生而言，应将诚信记入档案，并以诚信的态度应考，即“以信应考”。
实现考试诚信，仅仅依靠法规是不够的，因为无论法规多么严密，仍然无法详尽。特别是选拔性考试，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考试作弊一旦成功，将终身受益，因而促使考生不惜铤而走险。因此，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不仅是考生个人、家庭的事，而且更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全社会同心协力，齐抓共管，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此，首先要纠正社会公众在考试问题上的认识偏差，使考试舞弊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事，增强公正公平竞争意识，养成考试诚信。其次要强化教育，增强考生的自律能力。应该从小树立“诚信应考光荣，考试舞弊可耻”的考试氛围，使之明辨是非；每次考前都进行必要的考试诚信提示，使之保持必要的道德警醒；还可以让考生在考前作出考试诚信方面的承诺，使之增强诚信意识。再次，要将考试诚信情况与个人诚信记录挂钩。此外，国家和社会要加快公民诚信记录体制的完善，让不诚信的人在社会活动中处处受制，从而为诚信的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促使每个人从思想根源里杜绝考试舞弊之念，进而诚信应试。
在倡导诚信、弘扬法治的当今，建立考试诚信应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高考，作为国家选才的教育考试，其有效运作是以诚信为基石的。诚然，高考改革事关万端，然而它却是以诚信为基。换言之，只有重建诚信，方能取得成效。由此可知，重建诚信是推动高考改革的基本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