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
时隔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份曾经影响一时的老杂志,在仿佛进入那个时空语境,触摸到那个时代话语兴奋点的同时,我们也能鲜明感受到主持其事者的真诚与果毅,奋斗与追求。他就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文化战士,凭藉一腔爱国热情,“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只求真实,不说空话,闲话”。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崇敬韬奋,研究韬奋,理解韬奋,因为从他身上,显现着一个正直编辑人的高尚品格,一个后世可以学习的精神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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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1895-1944) |
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所体现的职业境界和高超编技,同样可以作为鲜活的案例,编写进出版专业的教科书中。他“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的全身心编辑投入,“取稿凭质不凭名”的严格质量标准,“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的文稿加工态度,都贯穿于“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鹄的”的编辑方针和指导思想之中。如此编辑,苦则苦矣,累则累矣,但他却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体味着编辑职业的真乐。他同时又是一个编技超群的行家里手,在“且学且用”、“且用且学”中掌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编辑经验。他认识到缩短编读距离,与读者沟通的重要性,周刊上的“小言论”、“信箱”栏目因此设焉,期期与读者见面,一次未曾“脱班”;他把握大众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需求,刊物内容追求“有趣味有价值”,“软”、“硬”适中,“硬性读物能尽量的软一些,软性读物能纯正而导人趋于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域”,坚持“寓修养于娱乐之中”;他体会出“要造成刊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对于那些内容上“人云亦云”,格式上“亦步亦趋”的“尾巴主义”和“肉麻的模仿”,深不以为然,而每每在编刊过程中“独出心裁”,“不愿意模仿别人已有的成例”。如此纯粹的编辑境界,如此高明的编辑心得,《生活》周刊能成功,便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一个培养人民公正言论,敢于直面现实政治的刊物,容易触犯当局,而最终被强行封杀,是一个专制时代难以逃脱的命运结局。《生活》周刊终于在1933年以“言论偏激”的理由而遭密令封闭。邹韬奋事先预计到了这一结局,并因身为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上了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从言论的不自由预感到身体不自由的可能,于1933年7月14日《生活》周刊尚未封闭之前,不得不出走海外。好在生活书店已于此一年前成立,待他结束两年多的海外萍踪回国以后,生活书店成为他出版活动的主体,一直到1944年去世为止。在此期间,邹韬奋除了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外,还致力于书店的领导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也是在此期间,在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风云中,邹韬奋的思想一步步对国民党失望,而最终转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
邹韬奋在出版工作上,不仅善于编,同样还善于写。他一生勤于著述,在他短暂的50年生命中,留下了600万字的文稿、著作,生前亲手编定的单行本计39种。这当中有一本专论出版的书,名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是他在生活书店《店务通讯》上相关文字的结集出版,可视为邹韬奋出版观点的集中表达。在民国出版史上,从未有人像邹韬奋这样,对出版活动作过如此深入的文字思考。虽然立论的出发点,是结合生活书店的工作和生活,但书中对集体与个人、民主与集中、商业性与事业性、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等基本原则的阐述,于今依然有启发意义。
从这本书的阅读中,我们不难理解邹韬奋一手扶育出来的生活书店,何以能在“进步文化事业”的旗帜下,凝聚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这当中,除了主持人的人格魅力、精神感召和自我垂范外,书店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干部同人的培养与思想教育等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都是生活书店不同于出版史上其他任何一家书店,独具一格且见出了管理成效的地方。邹韬奋在出国前,特地和同人研究确定的“盈利归全体,没有剥削存在,一面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工作”的经营原则,拟定的“服务社会、盈利归全体、以共同努力增进全体同人福利、店务管理民主化”的经营方针,使得生活书店的同人明晰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培育出了一种主动、创造、负责、合作、苦干的主人翁意识,从而使生活书店的业务,能够无限制地发挥它的积极性。
在实践上――不是在口头上――“发展服务精神”,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和一贯传统,邹韬奋把它列为生活书店的三个重要目标之一,并努力将其融入干部职工做人做事的基本修养之中。他要求每一位职工要心存读者,把读者当作朋友,而且还是一种超越商业关系,彼此间可以沟通与信任的好朋友,因而,对于读者的服务“不是仅求一次的周到,是要求继续不断的周到”,对于读者的服务,也不限于门市、邮购、复信答疑,而是贯穿于出版活动的全过程,表现为“一点不肯马虎,一点不肯延搁,一点不怕麻烦”。当我们一次次从书中看到这样的自我警策文字,在合起书本面对现实的时候,除了感动,也不期然地生发出许多感慨。
作为一个有文化理想的职业出版人,“义”与“利”的关系在邹韬奋身上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他强调,出版应该是事业性和商业性的有机结合,要两者的兼顾而不是彼此的对立,可谓得出版认识的真谛。因为重视“事业性”,所以他要求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讲究内容与方向,讲究创新与质量,讲究文字的平民化与趣味性,讲究对读者的竭诚服务精神;因为重视“商业性”,所以他强调出版计划性和办事效率,强调出版物的个性特色与品位形象,强调人才的物色和业务培训,强调管理体制的创新与民主,通过民主办社和合作社形式,以激发每一位员工的活力。凡此种种,在书中都有详细阐述。韬奋的出版观，是一脉出版思想的富矿，我们今天的出版人，从中可采掘之处，依然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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