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台湾十大画家之一的福建诏安旅台画家沈耀初先生（1907-1990），孤身漂泊孤岛四十余年。他将其生命历程，化作沉郁寂寞的线与点，构筑其诗意的艺术园林，借以安顿自己的心灵，再次展示了艺术陶冶情性的巨大功能。
有虚静心还要有真性情，有真性情才有自家的真面。看沈氏画中蹒跚的小鸡，负子的母鸡，还有那在竹笼外焦急地呼唤着竹笼内母鸡的大公鸡，你不禁会说：“瞧这一家子！”一犬卧柴门，题上“狗知家贫放胆眠”，是沈公似坡公的一份幽默。春塘老牛浮鼻渡，题上“只要夕阳好，那怕近黄昏”，不难感受画家暮年之情致。几翅江湖暮色中明灭的大雁，数粒风雨枝头飘摇的枇杷，无不诉说着老人那缠绵的乡思。沈氏的画，不以题材的繁多取胜，也不以大轴巨幅一泻千里取胜，而以笔墨酣畅元气淋漓中情真意远浓情欲滴取胜。使欣赏者动容的首先是画中掩不住的真性情――不是应物象形的真实感，而是合乎其真性情的“本真”。这也就是“天人同构”的境界，使“真”成为“善”的形式，其中的“善”，对沈耀初而言，就是对家乡的热爱，对亲人的眷恋，对艺术的执著，对操守的坚持，对生命的自尊。而这份善，乃借画意之“真”呈现，画意之“真”则又借诸笔墨呈现。
沈耀初在《我的艺术创作观》中明确指出：“中国画可以变，但必须永远是中国画，决不能变成西洋画或东洋画，或不中不西之画。中国画的特色，在其笔墨，所以中国的毛笔，中国的墨彩，决不可失。”这就是沈氏对中国画艺术的一份执著。如果说西洋油画的经典注重于光和影的变幻，那么中国水墨画的典型则注重点和线的律动。点是线的起始和终结，线是点的运动和持续。线的生命就在形成某种节奏，在静的形中蓄着动态的势，欣赏者随着线条的流走顿挫飞扬轻重疾徐的变化感觉到生命的舞蹈。不同的点与线表达不同的情性。所以沈氏又说：“一切笔墨展现，总是宁大勿小，宁拙勿巧，宁重勿轻，宁厚勿薄，宁迟勿速为宜。反之，一切小、巧、轻、薄、速的笔墨，我皆力求避免。至于或繁或简，则不必一概而论，应视题材及构图而定。”迟重深厚的笔墨的确有效地造成沈氏特有的沉郁厚重的风格，传达了沈氏高洁淡远而又执着的真性情。据亲近他的人说，沈氏作点，往往反复点定，甚至裱完以后，还常自观摩，随手加点，一个点反复层积，其凝重而有动势，如将坠未坠之石；有些点则分浓淡，透出一点空灵；有些点则拉长如短线，极有寸劲。而其线条变化更不可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线表现质，表现面，表现阴阳。有位行家指出：沈耀初笔墨富雕塑感，有雕塑家的造型意识，精彩。什么是雕塑家的造型意识？罗丹在《罗丹艺术论》中告诫后学：要“从厚度来想象形体”，“没有线，只有体积”，“千万不要把表面只看作体积的最外露的面，而要看作向你突出的或大或小的尖端，这样你就会获得塑造的科学”。沈氏以中国特有的笔墨表现了这种意识，用短线条与点表现了物象的深度与体积，乃至质感。与其说沈画是把笔墨当作泥巴似地往上堆，把物象的那种体积感“堆”出来，毋宁说是木雕家似地用半圆口的刻刀在硬木头上强推出线条来，短而有力，成排的短线条既浑圆而又有竹简上作隶书般扁而厚的感觉。无论鸡的形态，石的多棱，芭蕉的叶片，梅树的老干，都不是靠轮廓线，而是用短线加长点表现出各个面、层次与体积，乃至质地。尤其是鸡笼，那篦片的富有弹性的质地感及竹笼圈出的空间，表露得淋漓尽致。沈氏就用自家离披的墨点，撇脱的逸笔，疏处用疏密处加密，其荒率处、不似处是其得意处――都成气韵。大涤子论笔墨氤氲乃曰：“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抉出生活。”观沈耀初先生画，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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