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使中日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如何对待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针对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积极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即发表宣言,痛斥“日本帝国主义是压迫中国、屠杀中国民众的万恶强盗”,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一二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主席毛泽东又号召全国人民“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和解放。”(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笫230页)日本侵入华北后,毛泽东和朱德又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革军委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只要同意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等三条件,“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上,第317页)。1934年4月17日天羽声明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0日又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大声疾呼,中国已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生死关头”。在这危急时刻,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纲领还强调:“这是保障中华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同上,第611页)这个救国救民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人签名后于5月发表,3个月中,军、政、商、学、农、工各界签名者达30万人。它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广泛拥护。
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采取的却是另一种态度。他们不惜牺牲国家的领土主权,对日本的侵略逆来顺受,实行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多次电蒋请示,蒋却十多次复电“不准抵抗”(《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致使日本仅用4个多月,就占领了东北全境。“一二八”事变后,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33天,除第5军外,驻扎在上海周围的60个国民党嫡系师却不予支援。1933年,日军侵犯长城内外,蒋介石仍然不派一兵支援,造成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岌岌可危。1934年至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北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控制,蒋介石却鼓吹“中日亲善”,继续推行妥协政策,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等,导致华北五省的主权丧失殆尽。
蒋介石对日军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却一意要“剿尽杀绝”,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把日本侵略比作“皮肤小病”,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视为“心腹之患”。从1930年到1934年,蒋介石连续调集军队,对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五次大“围剿”。前四次都被红军粉碎了。到第五次“围剿”,蒋介石采取堡垒政策,步步为营,仅4个月,就在江西境内建起4000多个碉堡,向前步步推进。加上当时红军指挥权落到新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手中,他实行单纯防御,处处被动挨打,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早年实行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造成红军元气大伤。中央苏区由28个县缩小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少数几个县。而且此时民族危机愈发深重。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决心突出重围,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寇侵略。先是于1934年7月初,派遣寻淮洲等率领红7军团从赣东突围,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同月下旬,又命令战斗于湘赣和湘鄂赣边境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10月中旬,中央红军(又称一方面军)从赣西南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也于1935年、1936年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这就是著名的红军长征。
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红军历尽了空前的艰难险阻。三大主力红军离开根据地时,一方面军为86000人,二方面军为21000人,四方面军约80000人,共计187000人。由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加上途中病饿致死,共损失了15万多人。其损失之大,不言而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三大红军主力虽历经艰险,但最后都能到达陕北,这又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红军凭着英勇机智,不但突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而且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在长征途中的围追堵截,打破了蒋介石要全歼红军的美梦。经过长征,红军虽然剩下不足3万人,可他们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
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由于长征胜利,革命的中心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已深入到陕北的绥远(今内蒙古西部)和陕东的山西省境内。红军到达陕北,相当于到达了抗日前线。这对于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和深入敌人后方开展斗争,都是有利的。后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与此有密切关系。陕北远离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反动统治相对较弱,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存与发展。陕北离中苏边境较近,也有利于取得苏联和共产国际在政治、组织及经济等方面的援助与支持,为开展抗日救国斗争提供了较有利的国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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