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孙诒让曾说:“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著名史学家夏曾佑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之所以深受后周公,名旦,周文王之子。较早的文献记载周公排行第四,在伯邑考、周武王、管叔之后。武王继位之后,周公成为他的最得力的助手。灭殷后不久,积劳成疾的周武王曾恳切地对周公说:“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乃今我兄弟相后。”意思是想要遵循兄终弟及的旧制,由周公继己之位,但周公“泣涕共(拱)手”(《逸周书・度邑》),坚辞不从。后来,武王病情渐笃。周公亲设祭坛,向太王、王季、文王这三位最受尊敬的祖先神灵祈祷,请求以己身代武王而死。祈祷之后,“乃纳册于金?之匮中”(《尚书・金?》)。周公在祝辞中恳切地说:“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在周公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天命鬼神虽有怀疑的一面,但大致还是笃信不疑的。他们认为人之所以生病死亡,是因为祖先神需要人前去侍奉,所以周公说自己是代替武王待奉祖先神灵的最佳人选。相传,祷告后的第二天,武王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还是病重逝世,由太子诵继位,即周成王。
成王即位之初,周王朝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局面,内忧外患使得建立不久的王朝风雨飘摇。为支撑大局,周公毅然执政称王,担负起辅佐成王的重任。然而,此时“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诬陷周公意欲篡权夺位。在流言蜚语面前,甚至年幼的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周公表现出了卓越政治家的才能。他没有采取退却避嫌的态度,而是果敢镇定、沉着冷静地进行平叛准备。他首先耐心说服在周王朝甚有威望的召公与太公,要他们理解自己的一片苦心;同时代替成王大诰天下,宣明平叛的必要和意义,宣称自己得到了占卜吉兆,“朕卜并吉”,将要遵循上帝之命伐殷叛臣(《尚书・大诰》)。随后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史记・周本纪》),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内弭父兄,外抚诸侯”(《逸周书・作雒》)的愿望。
不仅如此,周公还力图消除成王对自己的疑忌。周公曾作《鸱?》一诗赠予成王,以恶鸟“鸱?”比武庚,以“我子”比管、蔡,以“我室”比周室,认为叛乱的罪魁祸首是武庚。成王见《鸱?》诗,仍未能完全消除对周公的怀疑。直到成王二年的秋天,“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都穿上礼服,恭敬地“启金?之书”,于是看到了周公请求牺牲自身代武王而死的祝辞。成王等询问为何没有报告此事,听到的回答是:“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直到此时,成王才彻底悔悟,“王执书以泣”,动情地说:“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成王慨叹自己的年幼无知,愧疚对周公的误解,所以亲自率众出城迎接周公。周公“勤劳王家”的赤胆忠心终于得到了成王和满朝大臣的认可。
周公辅弼成王,功绩卓著。他率军东征,取得辉煌战果。他“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逸周书・作雒》)。平定叛乱后,周公继续挥兵东进,相继征服或灭掉徐、奄、东、熊、盈、攸、丰、蒲姑等国。东征平叛之后,周公便制礼作乐,着手建立周王朝的各项基本制度,并营建成周雒邑,还将殷遗民迁到雒邑居住,以便加强对他们的控制。雒邑基本建成之后,周公致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如畏然”(《史记・鲁周公世家》),表现出顾全大局、不贪恋权位的卓越政治家的胸怀。其后,他仍然兢兢业业辅佐成王,直至四年后辞世。《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尚书大传》亦谓“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可知成王之所以安葬周公于“毕”,是因为他十分尊重周公,不敢以之为臣,故而附葬于周文王葬地。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全唐诗》卷438)无疑,周公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有重大贡献的历史伟人,他的一生经受了种种考验,终以自己对周王室的一片赤诚忠心,不仅使流言不攻自破,而且创立了不世功绩。正是他的智勇果断保证了周王朝在经历了风雨飘摇之后能够走上正途,并给后世留下诸多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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