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新年新诗会”为中国知识界的“春晚”。
传媒对新诗传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也许可以这样说――传媒给诗歌插上了翅膀。
在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朗诵为载体的活动为新
现代传媒的强势介入给中国新诗带来了什么?11月11日,由中央电视台青年部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传媒与中国新诗”暨“央视新年新诗会研讨会”在北京举行。40余位诗人、学者和传媒界的专家与会。他们各抒己见,对传媒与新诗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新年新诗会”的成功所在
“新年新诗会”的举办得到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肯定。大家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付程认为,电视诗会的形式,使诗歌和诗歌朗诵获得更为广泛的传播成为可能;有声语言、音乐、音响、道具、布景、灯光和画面等多种电视手段的充分运用,为诗歌艺术与电视的结合找到了最佳途径;央视众多著名节目主持人组成的朗诵团队助力,新诗会吸引了大量观众。正如“新年新诗会”策划人、诗人杨晓民所言:“至于观众是看主持人还是看诗歌,说不清楚,但确实有效地提高了收视率”;更为重要的是,“新年新诗会”正在创造着有声语言艺术的典范。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新年新诗会”的形式,一方面使保护诗歌的纯粹性得到了还原;另一方面,它以一种集团性的方式呈现,把诗会变成一个概念,一个事件,放大了诗歌的传播效果;同时,无论对朗诵者还是观众而言,舞台创造了一种仪式感,可以让他们在这种仪式状态中再现生活中的严肃性和内心对诗意的追求。
诗歌与传媒联姻的困境
与此同时,“新年新诗会”也暴露了诗歌与传媒结合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和问题。专家们对此提出了疑虑。
首先,由于朗诵者对诗歌本身理解的欠缺,使得朗诵的感染力打了折扣。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蓝棣之认为,诗歌朗诵与戏剧台词、节目主持人语言有着很大的区别,而有些朗诵者的处理方法完全是戏剧性的。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光明说,我们的朗诵者习惯于用高亢的音调来处理诗歌,但在新诗里,许多优秀的诗篇恰恰不是高亢的。付程、谭五昌等一批学者认为,无法正确理解诗歌的深层含义和节奏,就很难准确传递诗人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可能妨碍‘新年新诗会’达到更高的境界”。尹鸿教授指出,朗诵者其实不是朗诵技巧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到诗歌情感本身。他提倡朗诵者的群体有差异,不妨选一些诗人和其他年轻人,让他们相互有一种对诗的不同理解。要尽量放弃台腔,放弃化妆的声音,那种高调,那种动不动就激情澎湃的方式不是诗歌,正如评论家杨匡汉所言:诗歌是滋润心灵的东西,是软效力,不能靠吼叫。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家新、《诗刊》编辑部主任林莽、《天涯》主编李少君等对“新年新诗会”诗歌篇目的选择上提出了各自意见。王家新认为,“新年新诗会”的诗歌篇目过多的照顾或者迎合了公众对诗歌的想象。传媒应该通过这样的节目不断地塑造公众对诗歌的想象,而不是始终在迎合公众审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杨柘表示,诗会对真正现代诗的展示太少,这会给观众造成一个假象,以为现在的诗歌就是这样。
另外,在电视语言的运用上,专家们也倡导音乐、音响、道具、布景、灯光等尽量不要对诗歌本身产生冲击。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说,像“新年新诗会”这样一台“综艺晚会”会给人造成一种困惑:“做这样的节目是向仪式化靠拢,还是向娱乐化靠拢”。
86岁的老诗人郑敏一直致力于中国新诗文化的探索。她认为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漫长迂回的道路,这一过程值得今天的诗歌研究者总结。上世纪40年代前,中国出现了许多非常好的诗歌,如今已成为经典。像《偶然》、《教我如何不想他》,这样的诗歌跟音乐的完美结合,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传播的路径。
传媒对于诗人的写作是一把双刃剑
毋庸置疑,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对文学的传播和推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北塔认为,大众传媒跟诗歌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是矛盾的,有的时候却可以合作。传媒对于诗人的写作是一把双刃剑。他说,“新年新诗会”的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诗歌创作有时需要一种氛围,如果这个节目能在全国造成公众对诗歌兴趣的大幅度提高,这个氛围的目的就达到了。但如果仿照节目里诗歌的风格和方式来写作,反而会有不好的效果。
诗人梁晓斌则直言:“中国新诗依我看,它新就新在传媒的力量上”。谈到网络诗歌,林莽说,网络诗歌是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利用声、光、电,采用一种新式的方法传达诗意。现在大部分人是把自己写的东西放到网上去,和诗歌本身有差异,我一直比喻成卡拉OK,大家愿意唱就唱,对别人无所谓。所以当时网络上面的诗歌,对中国诗歌的传播和活跃诗歌氛围起到很好的作用。然而,时下网上有一种“自动写诗机”的软件,每小时能自动“写”四五百首,这是对严肃的诗歌写作的亵渎。
让诗歌在电视上发声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提出了尽快建立“公共电视领域”的概念。他说,公共电视领域,就是要提高大众总体的文化水平、艺术修养,同时也要让社会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小众群体的东西能在电视上有所表达,或者以整频道的方式,或者以适当段落的方式,来完成公共电视的功能。这个公共电视平台应该没有经济上的压力和负担。他不无担忧的表示,“新年新诗会”这样一个节目缺乏稳定性,完全有可能由于非常偶然的人事等方面的原因就消失了。所以,仅靠这样一个年度性的栏目来维持新诗在电视中的自我表现,是非常危险的。
杨晓民表示,他希望通过电视搭建一座桥梁,让诗歌在电视上发声。他说,“……争取把‘新年新诗会’打造成一个品牌节目,最好像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样,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新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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