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建国以来选拔精英的任务相比，高考的任务已经悄然发生改变。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不断扩大，参照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我国也终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高考是指挥棒，如果继续沿袭精英教育时期的做法，不仅很难区分大众化阶段，社会需要的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而且很难改变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惯性期望。家长把孩子的高考分数与未来成就划上了等号。
在从精英化转变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本身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层次，如：研究型大学、普通院校、高职高专院校等等，它们依据各自不同的发展理念，在对人才的选拔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侧重，这一点仅按照高考分数是很难区分的。我国在1978年就提出了研究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近来，海南省在2007年的高考招生过程中纳入综合素质评定和过程性评价，是在改革与完善高考制度方面所作的有益探索与尝试。借助老百姓对高考的关注，通过强调考生的综合素质评定，改革高考招生制度，尽快树立健全的多元化人才标准是教育更好地服务社会、满足历史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
首先，智力因素不是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
在现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趋向多元化标准，除了智力因素的要求以外，也看重其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合作、健康审美等综合素质，或者说这些看似软性的素质决定了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发展潜力。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与子女受教育后的产出不能平衡，高等教育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就业难的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老百姓对人才理解的单一化。就业难是对高等教育专业需求单一化的结果，试想大量相同专业的毕业生是否有同样的社会需求？不同层次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多样化的，研究型大学与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就是理论与实践两种类型的。人才需要分类型、分层次的选拔与培养。
在智力发展的同时，学生也需要发展软性的综合素质。仅凭智力能力很难融入社会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原因了。常有用人单位为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发愁，因为发现这些学生除了读书，其他别无所长。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民营经济逐渐成长为就业主渠道，员工的能力决定企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良好的生活态度、灵活的适应能力与积极的创新能力逐渐成为社会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重要参考。
其次，重视素质教育是人才全面发展的途径。
由高考分数决定一切使得应试教育长盛不衰，中学真正实施素质教育困难重重。应试教育的能力几乎成为百姓衡量好学校与差学校的标准，素质教育成为摆设与应付。其实这对于学生健康的成长与人生观树立都是十分不利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将学习成绩与将来划上等号，对成功的概念理解单一化，以至于有的孩子牺牲社会交流、身体锻炼、业余爱好等活动来进行智力训练，为了追求分数，保证更多的学习时间，家长把孩子培养过程中许多可以免除的活动都免除了，期望对孩子有帮助，其实不然。高分低能现象俯拾皆是，这一点可以从大学新生入学报到时，家长陪同来上学的场景略见一斑。
还有很多的孩子认为自己反正是不行的，丧失自信心，迷失自我，如沉沦在网络等虚拟世界中，来获取满足。在分数至上的压力面前，牺牲年青人的身心健康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巨大损失。
综合素质考核虽是高考改革工程中的一小步，但是统领性的关键一步。诚然，综合素质是软性的考核，在执行的过程中，其难度较客观量化的高考而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其结论的公信程度首当其冲，因此社会诚信和其他因素的制约是综合素质考核无法回避的问题。
作为衔接中等教育与专业化高等教育的桥梁，融入综合素质的高考改革是从基础上扭转对人才简单理解的引子。其背后是推进整个社会人才观念更新与健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考虑到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仅仅要求中学在综合素质考核中的诚信是显然过于理想化的，这中间需要制度的约束。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在高考的两头――中学与高校存在一个动态的平衡，两者之间需要建立制度上的联系。
在中学这一方面，应在综合素质考核客观公正写实的基础上，建立推荐制度，明确推荐人的权力与义务；
另外在高校这一方面，应改变单纯以分数高低录取的简单操作办法，增加录取复试环节，在面试过程中考核综合素质的真实性，强调面试人的责任与义务，建立对虚假推荐的惩戒机制。西方国家的高校普遍采用在一定智力要求的基础上，采用推荐与面试结合的录取办法，这点值得我国借鉴。
同时为防止高校内部的诚信问题，应该加强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通过对高校教育质量的严格评估与结果公开，决定国家财政对不同高校的投入分布，并进而影响社会财力资源对不同高校投入分布。高校为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必须在学生选拔的过程中严格把关，根据院校的发展理念选择最合适的生源，此时综合素质就不仅是区分各类人才的重要参考，而是利器。（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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