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鸣楚天写华章

编者按：凤鸣鹤舞，极目楚天。本周，11月21至27日，湖北省委、省政府正在北京举办“极目楚天舒”――北京・湖北文化周活动，以展示湖北地域特色、文化亮点和文化发展成就，展示湖北省举全省之力筹办明年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的信心和决心，在首都为“八艺节”的举办鼓劲。为

荆楚文化的深情礼赞

――湖北省原创舞台艺术精品过眼录

谢柏梁

借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明年在鄂举办的东风，占尽天时地利和人和之便的东道主湖北省厉兵秣马、厚积薄发，正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原创舞台艺术作品。屈风玄鸟的现代回声，地理人文的民族音舞，世态人情的风俗画卷，都在这些美妙的交响诗章中起伏跌宕，动人心弦。黄钟大吕共同烘托出荆楚文化的源远流长与汪洋恣肆，高山流水一起沁润着中南部文明的阵阵馨香与声声礼赞。

一、楚国艺术的历史底蕴

楚国艺术的历史底蕴实在是波澜壮阔，难于测度。“至乐和天地，大钟谐寰宇”，这正是京剧《曾侯乙》所要致力阐明的文化与政治理想。作为楚国的属国附庸，曾国的金属铸造业既可以打造兵器，也可以造编钟。当令尹大人季荪试图造兵器的时候，曾侯马上以其亦庄亦谐的口吻，深刻地阐明了楚人重音乐、铸钟方不亡的道理，而周边那些试图在强大的楚国旁边穷兵黩武的小国全被消亡。因此，“内精铸业，外和楚郢，谨遵楚训，钟声和正，以和邦国，以谐万民”，方可以保民安国，方可以弹奏出和谐外交的黄钟大吕。

剧中曾侯乙的艺术形象，可能属于戏曲人物画廊中的异质人物。这位君王钟爱音乐，制定编钟乐律，这本不算太为特别，历史上爱艺术胜过江山的君王从来就不乏其人。为了编钟的顺利铸成，他不惜千山万水地去寻找楚国乐师俞伯牙的后代伯颖，封之以国师之号，委之以铸钟大任，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礼贤下士。其最大的异质之处，还在于在编钟将要铸成的节骨眼上，国师心态焦虑已经无法完成艺术工程最后的锻造。就在大业濒于绝境之时，曾侯乙居然命自己的夫人也即国师的女友钟玉前去助一臂之力，安伯颖之心。令尹发现两人有苟且之情，欲将国师祭钟。曾侯乙却怀有宽厚仁爱之心，没有杀国师。就在这大海一般浩渺的胸怀面前，就在他渊博准确的乐律阐述过程中，红杏出墙的夫人猛然发现“小国之君大风流！曾侯本色是乐侯”。国师伯颖也不得不承认“乐师比我高一筹”，从而使尽全身解数潜心练钟，“钟不惊人死不休”！

二、地理人文的民族音舞

湖北舞台艺术精品的鲜明特征，还在于溯地理人文之源，展民族文化之根，现区域风情之美。宜昌是三峡地区的收关处，又是世界水利奇观、高达185米的三峡大坝的矗立处。宜昌市歌舞剧团当仁不让地创作出《楚水巴山》，并在今年10月荣获全国歌舞杂技主题晚会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该剧定位为大型民族风情音画，主要阐释巴楚文化中所特有的民俗风光和人文景观。举凡神农尝百草的垦植、屈原楚歌的遗韵、昭君故里的风光，虎凤图腾的象征，都在如诗如画的演绎中凸现出文化的厚重。

大型地域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萃集了《魂牵三峡》、《梦寻神农》、《情动巴土》、《云漫武当》和《鱼跃洪湖》等五处具备代表意义的长江景区，艺术地再现了这片中华民族起源发端的风水宝地。其中关于野人的追寻乃至我们与野人之间的兄弟关联，以及神农等先哲教我们如何从野人的行列中进化出来的场面，既是艺术的诗化美景，也有哲理与科学的深刻沉吟。

鄂湘川一带的土家族人自称“比兹卡”，意为本地人，与古代巴人具备较直接的渊源关系。风情歌舞剧《比兹卡》演绎土家山寨的风情画卷，描绘虎性民族的精神之魂，其最能撼动人心的特质在于白虎精神的尚武之风、醉态求偶的淋漓尽致，哭嫁之时的以悲衬乐、依依惜别，乃至面对死亡的豁达高歌。虎形、虎纹、虎舞、虎性，都弥漫在土家人的整体生态环境和生活细节之中，骠悍威猛之气，令人肃然起敬。土家情歌的热烈泼辣、淋漓酣畅，爱情与酒意深度掺合之后的情乱意迷与相拥相融，都令人心驰神往。至于人死之后“伐鼓以祭祀，叫嚣以兴哀”，那种“巴人尚武，父母死丧，鼓以道哀，其众必跳，其跳必狂”的狂放歌舞，不仅是对死者的敬重与告辞，更是对生者的礼遇与讴歌。这样的原生态歌舞，不仅是一个平常歌舞的制作与表演，还是对一个民族灵魂与相应精神的深刻融会。歌舞表演者中还包括了78岁的“土家歌王”谭明锐和3岁的小比兹卡，更是将原生态表演的形式与内涵都推到了极致。

民族舞剧《筑城记》围绕着建城与觅爱这两条线索展开，是一出处理得非常聪明得体的巧构剧。孪生兄弟之一的季尚被推举为盘龙部落首领后，带领族人修筑新城。当季尚负伤之后，权柄暂时转到同胞季敖手中。但是季敖爱上美女兰荪，兰荪却一心倾慕季尚。恼羞成怒的季敖欲以兰荪为人祭，季尚只得拔剑相争。一为避其骨肉相残，二为新城早日建成，兰荪毅然舍身祭城……但老天开眼，阳光普照，兰荪不死，季敖竟一再拔剑刺杀季尚，兰荪先用手臂挡住剑锋，母亲又挺起胸膛保全了季尚。在母亲血泊倒地之后，可耻的季敖被群杀，历经劫难的新城巍巍矗立，爱情之花也修成了正果。这出舞剧将戏剧性与舞台性结合得较好，成为表现商代盘龙城地理文明和民族精神的一出光彩照人的舞台精品。

三、世态人情的风俗画卷

楚剧《大别山人》，就是一出描摹大别山人送郎当红军后的生死恋歌。“月儿闹三更，送郎当红军。送出大门五更整，卿卿我的心，难舍又难分”，已经成为中国风俗民歌史上难于抹去的优美谣曲。一般的红军革命题材戏，大多只写到革命与爱情的冲突，描摹家乡女子的纯情奉献与牺牲精神。《大别山人》则同时写活了一位留守在乡里的憨哥，这位实心实意的男子汉，为了看护他人的爱情与婚姻、陪伴他人的母亲与孩子，同样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是老母孝心的狗，他是小红开心的猴，他是桂英撞心的兔，他是福哥省心的牛！人到别时方悟透，却原来我与他，连着脚连着手，共着喉共着口，共着脖子共着头，才知道生死与共的患难情，难割难舍更难丢！”

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是一部非常另类的风俗年画戏。从农历正月娓娓唱来，一直按照月份的推进歌咏到腊月，完成了一部现代农村的年轮回响曲。该剧的写法，又像现代音乐剧，又像传统花鼓戏的歌咏长调，哪怕是简短的说白也相应锐减，成就了朴实、纯粹但是意蕴葱茏的别样歌谣。从“男人去打工，正月下广东”开始，村子里头只剩下清一色的娘子军。壮年男人代表只有村长旭贵和上面派下来的工作队队长周龙。从此，以青年妇女苗子为代表的女子们，既要完成民主选举组长的重任，又要忍受独守空房的寂寞与苦闷，还得提防旭贵时不时趁黑进行的性骚扰，还会经受像苗子男人在南方城里另傍富婆所致的摧毁性打击……

放眼・放胆・放笔

――观周韶华先生近作感

徐勇民

今天，我们手持鼠标，可以在电脑前点击世界上的任何一地，空间在切换放大过程中给予了人们对时间思考以更多的内容。面对这种思考，韶华先生以充沛的精力创作了《大河寻源》、《仰韶文化》、《汉唐雄风》和《荆楚狂歌》等作品。每一系列的作品都以中国文明之链相扣，直逼对历史进行的当代思考，并在纵横中国大地万里之行中，持续着彰显个性的艺术实践。其作品之丰盛，如泉涌不止，体现出了作者思维的连贯与深度和创作状态的饱满与昂扬。在他明确的艺术主张和文化进取目标导引下，将自己的目光与远古文明相汇，逐一扫描萌发在中华大地上不同时空、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并将这种追寻所形成新的视觉表现语言刻意锐化。在搜寻文化研究的方位中，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用画笔开始奏出一首以大山、大河、大气、大美为主题的交响曲，用“横向移植”与“隔代遗传”浓烈的色彩与线条演示着主题的变奏,传递出中华文明的光彩。

韶华先生的作品将深切感悟倾注所见景物之中，由自然之源追寻文化之源。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悠悠中华，上下五千年。惟无尽苍穹，巍峨山川与不息江河，令无数古今圣贤追问与感怀。大山大河，于常人而言，是沧海桑田变幻中刻出的形态，在贤仁心中却可发出对刹那与永恒的追问，对生命本体孕育其间的礼赞。从楚国屈原仰天亘古的发问始，直至今日，我们仍在受用这种追问所产生终极思考带来创作中的无尽原动力。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悠长与苦难历程，使我们对博大、深厚有近乎先天般的敏锐感受与理解力，对忍辱负重、自强不息有刻骨铭心的群体记忆，更有将这种感受赋予其形象化的才能。即便是在心灵永无休止的探问中，仍可尽享人文物宝的馈赠，领略天地万物之美。

在韶华先生的艺术创作历程中，他十分清楚，对社会、对个人而言，进步，哪怕只是极小的一步，都须付出代价。中国所进行的任何改革，其滞阻往往来自对旧有或是习惯的方式利益上的认同或是情感上的依恋。中国画技能性的娴熟与精巧，欣赏中妙不可言的意会，形成了中国文人圆融的精典品质――在中国画的创新中，是否还存在新的视觉体验与审美意境呢？这是每一个艺术上有志者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文化的背景下，我们置身现实与传统的双重围裹之中，凡欲创新，必在尝试一种有锐性的精神品质与物化形式之间认同的平衡，一种新的艺术观点要用物化形式语言去描绘，必然是对传统形式语言样式的截取、放大、乃至解构、重组，去试图增加其精神荷载。尤其在中国画这样一个承载民族精神的绘画形式中，更需要进行以勇气为支撑的探索，谁也不应该轻视这种尝试所潜具的文化意义。这是对时代审美价值观拓展的有益尝试，是对观众评判水准的尊重，更是作者对自我的挑战。韶华先生艺术上的执韧，源于他的经历与禀性。他深知，这一步一经迈出，对原有的艺术思维与表现方式断无故态重现之必要，对他人种种质疑亦断无妥协之可能。在这样的抉择中，韶华先生表现出了艺术上尤为可贵的胆识。

回望历史上中国文人在绘画上形成的放达、愤世、移情，或是遣兴之作，多是对世事隐性的参透，或参透的隐性表现，历史的重迫与桎梏使传统中国画的美学意境渐趋萎缩与单一。韶华先生在自己的艺术表现中，以当代思维直面历史，摈弃当下种种矫情，割舍牵累小我趣情，抒发风神飘逸、兴会淋漓的激越之情，振奋画面中墨与色的力度。超常的勤奋与思索形成了他对作品语言表现力的格外关注，笔墨在这样大开大合表现中获得了自由空间。

在韶华先生这一批新作的大尺度画面中，呈现出了率真的写意手法，图式表现因素更加纯粹。人形与器物的造型在画面构建中出现了较之以前更为硬朗的边缘线，在直接还原的形态刻画中，皴、擦、提、按，繁繁复复，形质相合，技法表现来得更为真切，挥写出了时光刻出的斑驳与厚泽，使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彷佛在注视、抚摸、表现这些瑰宝时击发出的心灵震颤。

欣赏韶华先生画作，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阔斧利刃般畅快的表现，笔随神游，在自如的挥写中渲泄出在盛世中积蓄着的精神力量。很自然，导引我们进入新的审美体验和文化思考。

归纳韶华先生的艺术思维和创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放眼――放胆――放笔”的必然轨迹。当你欣赏着画面表现语言的特性时，图式中的主题会在你的视线中赫然耸立，无法隐退；而当你在欣赏和体验表现主题时，又会回视思索这种表现手法何以能激发出心灵冲击的视觉效能。

近十余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检视

陈美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湖北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为全国读者所熟悉、并获得广泛好评的作品的名字：《张居正》（熊召政）、《我是太阳》、《想起草原》（邓一光）、《乌泥湖年谱》、《落日》（方方）、《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圣天门口》（刘醒龙）、《失语的村庄》（陈应松）、《孔子》（杨书案）、《儿科医生》（徐世立）、《桦树皮上的情书》（骆文）、《神示苍生三部曲》（映泉）、《风骚的唐白河》（王建琳）等等。这些作品有力地体现出湖北长篇小说创作在今天所形成的生气勃勃的、壮阔的新阵势。

这些作品在涉及现实和历史的广阔生活情景的同时，更着重于对小说精神内涵的丰厚性的追求，这是体现长篇小说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榜首的《张居正》，为我们生动描绘了明朝万历年间朝廷及市井的真实生活画面，展现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书中倾注了作者对社会变革的历史艰辛许多深沉的思考，使这部具有沉甸甸历史分量的艺术之作，能与今天的读者获得了直接的精神沟通。

以一位革命战将的戎马生涯和坎坷命运为主线，反映几十年来壮阔的军旅生活的《我是太阳》，喷发着强烈的激情，但作者的激越情怀并没有淹没他对革命大潮中人的生生死死、世态的冷暖炎凉的冷静思考，在对人的大起大落命运的深刻透视中，他寻找到一种无论对一个人或对一个民族都富有哲理意味的自信：太阳它也跌落过，可明天又会庄严地、固执地重新升起。这种在浓烈情感中的哲理升腾，无疑使这部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更具有对灵魂的震慑力。小说被中国作协等单位推荐为向新中国五十周年大庆献礼的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不是偶然的。刘醒龙这位与农村一直保持着血脉联系的作家，他发表在十年前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可以说是我国长篇小说最早触及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一具有重要历史转换意味的行动的优秀作品之一，它相当敏锐且较有深度地反映了在现代化行程中城乡文化的对接与碰撞，特别是写出了“乡下人”在进入城市后的微妙复杂心态和为寻找生存位置所遭遇的烦恼和尴尬，触发人们去思考两种文明转换中人的角色转换与精神转换的艰辛。近年出版的《圣天门口》，更体现出刘醒龙力图以超越历史的眼光去追寻一种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走出野蛮征战的精神觉醒。一贯深情关注知识分子命运的方方，在《乌泥湖年谱》中为我们再现了五十年代那场影响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右斗争”在人们心灵留下的暗影。小说对当时政治氛围的准确把握和对知识分子心态精当、传神的描绘，使人深深感悟到一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对生命智慧的蚕食和扼杀。可以说，它是当今同类题材作品中最有价值、最值得回味的一部。出现在湖北的这样一些具有丰富而独特精神内涵的长篇小说，将同我国这一时期许多优秀作品一起，共同创建着我国长篇创作的新的精神高度，并会经受起时间的检验，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湖北的小说家在艺术追求上也有自己选择的特点。一般说来，他们不太赶时髦，而是心态沉稳，自有决断，善于选择最适合自己个性、最能显露自己艺术优势的艺术方式。由于对生活的贴近，他们的写实功力都很强，但并不排除吸纳其他新的艺术元素来丰富自我创造。像《圣天门口》中将寓言化的想象嫁接在写实性场景的尝试，像《我是太阳》中将人生哲理寓于强烈的情感流淌中，以及《张居正》的语言锤炼给写实画面营造的诗化意境，都给作品带来一种有别于传统写实主义的新的艺术冲击力。其实，在湖北作家中也不乏对各种艺术新潮的敏锐感应者，特别是像刘继明、张执浩、李修文这样一批具有很强艺术潜力的年轻小说家，当你读到他们的《仿生人》、《试图与生活和解》、《滴泪志》等小说时，就会充分领略到他们创造自己新颖独特叙事方式时所显露的汪洋恣意的艺术才华。随着在生活阅历的延伸中精神的成长、成熟，这些作家给湖北小说创作带来的新景观，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对湖北的长篇小说创作给与充分的重视，还因为它拥有一大批长期生活在基层、对生活保持着热情并不断勤奋创作的小说家。刘心明的《八品乡官》和蒋杏的《走进夏天》，在上个世纪末就以一个亲历者的切身体验，为我们迅速地记下了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村乡镇所面临的新矛盾和新困惑，记下了曾经为工业建设挥洒过汗水的工人们在工厂体制改革中失去岗位的焦灼与悲壮。去年出版的王建琳的《风骚的唐白河》，则以其更为丰富的生活感受，书写出城市化进逼下农村命运的动荡，小说那种逼人的真实感，唤起人们不能不严肃地去面对农村“人与土地”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深层命题。这些扎根于生活土壤中所获得的宝贵的创作成果，使我们更加坚信，有着沉潜于生活深处的文学灵感，有着接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视野，湖北作家在为我国长篇小说迈向一个新高度的进发中，一定会有自己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笔耕在高校的湖北文学批评队伍

何镇邦

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队伍，以武汉地区高校的教师为中坚，他们把教学、科研活动同文学理论批评实践结合起来，重视文学理论的基础建设，自然成了他们一个重要的特点。近三十年来，在美学、文艺学以及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举其要者，如刘纲纪的《艺术哲学》和《中国美学史》，其学术水平走在全国的前列；而王先霈在文学批评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文学评论教程》（与范明华合著）以及《圆形批评论》，在全国具有开创性意义，对湖北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极具指导意义。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把文学理论研究同鲜活的文学批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批既具有较浓厚理论色彩又注重对批评实践进行概括的学术专著。这方面，首推陈美兰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一书。作者站在较高的理论高度对长篇小说批评实践做出理论总结，对当代数十年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做了较深入的阐述。其余，如於可训的《小说的新变》与《批评视界》、李运抟的《当代小说世界面面观》、王又平的《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等等，也都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

湖北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虽然以武汉地区高校的教师为中坚，但他们却注意把理论研究同批评实践结合起来，关注本省的文学创作，进行追踪式的批评与研究，从而促进了湖北文学创作的不断发展。他们这种重视批评实践，较少“学院气”，而有较强的批评活力，是全国别的地区少见的。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时期开始，对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以及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等新出现的作品的热情关注与认真评论中，表现出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界冲破“左”的樊篱后解放思想、关注创作的活跃状态；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及九十年代，对方方、池莉的作为“新写实”代表作的作品，对杨书案的历史小说，对崭露头角的邓一光、刘醒龙等文坛新秀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撰写了一系列既热情扶持又敢于进行大胆批评的评论文字；九十年代末以及新世纪初以来，湖北文坛新人新作迭出，湖北文学批评界也不敢稍为懈怠，对陈应松、刘继明、叶梅、吕志青、张执浩、姚鄂梅等新人新作及时进行评论，对转向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并写出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熊召政给予热切的关注，尤其是湖北大学湖北作家研究室于2000年11月推出的《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第一辑七种更是受到省内外文坛的瞩目，这一套书首开全国区域性作家群体研究的先河，标志着湖北文学理论批评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然，这种超越评论对象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专题研究，除了作家论外，还有文体论，诸如王先霈、曾军的《近几年湖北长篇小说创作综论》、江岳的《平实出绚烂、厚重见灵秀――湖北近十年小说创作概观》、邹建军的《九十年代湖北诗歌的几种走向》等等，均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较高的水平。

隽美的江汉诗韵

张同吾

湖北的诗歌创作是富有勃勃生气的。也许是由于楚文化的浸润，湖北的文学创作体现了诗意熏染，也充溢着诗歌精神。以长篇小说《张居正》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以及方方、陈应松、刘继明等作家们，都曾创作过优秀的诗篇，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初至九十年代末近20年间，湖北籍的著名诗人曾卓、绿原、徐迟、骆文，便以其健旺的创作热忱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湖北诗人的成长。相继便有刘不朽、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梁必文、谷未黄等一大批优秀诗人，以其情思醇厚而又风格各异的乡土诗享誉中国当代诗坛，对湖北诗歌界而言，这既是铺垫又是开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湖北诗歌丰盈的创作态势，是由开阔的精神视野、丰富的生活素材、新颖的艺术视角和多样的审美个性决定的，那些充满真挚感情的政治抒情诗，不再是政治概念的形象解说，也不是时代风情的表象摹写，而是民族精神的具像，又是时代情绪的浓缩。熊福林的三峡组诗《跨世纪的咏叹――写在三峡工地》和相继发表的《三峡移民》，都是充满激越豪情的时代壮歌。李道林的诗集《中国魂》和《穿过岁月》，对于驰骋于20世纪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进行素描式的勾画，旨在窥探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显现出政治抒情诗崭新的风貌。以卖豆腐为生的青年诗人何炳阳，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艺术良知，他创作的《李登辉，请转告克灵顿》正气凛然，而又机智幽默。谢克强写屈原、陶潜、李煜、李贺、陆游、谢灵运、陈子昂和李清照的诗篇，旨在开掘古代诗人的文化气韵和精神风骨，而他相继创作出版的4000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三峡交响曲》，把三峡工程置于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上，以壮阔的画面和澎湃的激情，凸现了三峡工程对于历史前进的象征意义。

诗歌做为流动的美学，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递嬗，乡土诗也是从田园牧歌式的吟唱到灵魂家园的归依。田禾所创作的乡土诗是新型乡土诗的典型代表，他以个性化的方式感受乡土文化与风情，感受土地的品属和精神蕴含，感受生存环境的幸运与悲哀，古井和瓦罐、水田和稻穗、土碗和土坟，都不再是童年的梦境，而是包蕴着无尽的悲哀。刘小平的乡土诗则是以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见长，《鄂西倒影》和《巴山夷水》，生动地描绘了鄂西土家族的民俗风情，体现了在时代光芒辐照下的文化流变。青年诗人阎志，从乡村走入城市，他的诗歌作品便从乡土到城市的转换，童年的梦幻和乡情的纯朴都在时间里淡远，而面对现代大都会的挤压和喧嚣，既强化了人的竞争意识，又生发了失却安恬的困惑与苦涩。他的长诗《挽歌与纪念》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一个深刻的文化主题：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然而城市又是一柄双刃剑，交通拥挤、心灵压抑、道德失衡感、文化世俗化，都在扭曲人的性灵，于是对田园文化的向往，便成为灵魂的归依。熊明修的《走向春天》就充分表现了对乡土的深挚的依恋：“落在家园的秋雨看似朦胧/却泥土一样清醒/总是别致地/弹奏一首使乡愁染上颜色的/曲子/落在家园的秋雨/虽然在屋檐下只划出一道/很短的弧线/却被一种目光望长望深”（《落在家乡的秋雨》）。假如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这种情思就不会如此凄美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