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墨池记》的喜爱,使我特别想多读一些曾巩的文章。但在当时,这一愿望却始终未能实现。不过,由衷的爱,总会有回报的时候,总会有如愿以偿的时候。随着改革开放,随着文禁的结束,我可以多读曾巩了。而且知道,钱钟书先生说:“他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
曾巩的为文宗旨是“文以道为先”。在《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中,他通过一条长渠的历史沿革和修复经过,具体地阐述了“将任其职,非有求于世也,”而是“夫宜知其山川与民之利害者,皆为州者之任。”在《洪渥传》这篇短文中,他以简洁的文字为一个普通官员洪渥作传,赞赏他的正直、善良、廉洁。在《送李材叔知柳州序》中,他高度赞颂到边远贫困之地任职的李材叔,指出,贫困落后,“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是重要原因所在,若官吏能在职谋政,“有久居之心,”就可以“其德义惠爱”,收“薰蒸渐泽”之效。在《宜黄县县学记》中,曾巩极有说服力地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指出:“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才之不成。”又说:“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
如此等等的阅读,使我受益良多。而起因就在《墨池记》,我愿称之为“《墨池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