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面临人口老龄化现实挑战
一般而言，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城市就可称得上特大城市,而我们更想关注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特大城市,探讨这些特大城市如何应对未来人口不断老化的挑战,这对解决特大城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可提供借鉴。在人口老龄化成为现代化必然趋势的前提下,特大城市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更是独具特点。首先,由于特大城市一般来说是人口迁移的最终目的地,迁移人口沉淀概率远远大于中小城市。其次,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水平下降早且快,生育水平低而人口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老化程度高。全国老龄办2006年上半年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上海、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分别达到18.48%和13.66%,而未来30年这些城市的户籍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30%。第三,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老年人口比例高,因此老年人口规模大,而且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力养老负担成倍增加。而中小城市由于人口规模较小且处于增长阶段,人口置换频率高,而且生育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水平低,大部分中小城市人口老龄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低于特大城市。
因此,特大城市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和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特大城市由于存在人口容量的限制,人口不能够无节制的扩大,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劳动力负担成本增大、劳动力减少甚至短缺和供养不足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需要有足够的供养及相关保障(医疗、护理等)的经济资源,这需要经济增长速度快而持续。然而,经济增长加快对人口、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使得特大城市面临人口规模与结构调整的矛盾。第三方面,由于人口老化使得城市面临竞争力的下降,城市也呈现老化趋势,阻碍经济的发展,更加剧特大城市供养资源的不足。在中小城市由于人口的置换速度快,城市上升空间大,这些问题和矛盾要缓和得多。所以,如何应对特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一个必须予以重视的课题。
一个城市人口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应控制一定范围内。改变老龄化所带来的不利变动趋势为有利趋势,就需要打破以往靠劳动力数量投入实现增长和满足养老需求的定式。这样我们需要研究一个特大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人口规模、结构和人力资本到底是怎样的态势。在人口老化进程中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活力和竞争力,以为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人口问题提供经济基础保障。
特大城市应对老龄化挑战需厘清三大问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而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是,一个特定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其未来人口的最大容量目标是什么?或者一个特定特大城市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大的人口容量。这是必须要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如果一个城市不存在一个最大的人口容量,人口可以任意的增长,则以上的有关养老问题、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力资本供给的问题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受到人口年龄结构与规模之间矛盾的限制。从我国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应该说都存在一个最大容量。研究表明:北京市未来20年人口最大容量不要超过1800万,而上海市人口最大容量应控制在2300万之内。
第二是,一旦一个城市的最大人口的规模确定,年龄结构的取舍又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里撇开对人口规模增长限制的讨论,我们通过比较分析和根据稳定人口的特征确定一个大城市未来人口应选取的人口年龄结构范围应在22-24%。最佳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是以不超过这一范围为准。
第三是,一个特大城市必须在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而兼顾规模和年龄结构就必须有足够的人口净迁入和不以获得长期居住或户籍的流动人口存在。保持一定规模的流动人口的存在以保证常住人口老龄化水平在控制目标范围内,继而保证足够的劳动力供给和较强的经济活力。
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拒流动人口于城外
为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以保障人口老龄化所带来问题的解决,特大城市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是户籍人口净迁入规模不能过大,应调控在一定规模。因为,户籍人口迁入后将直接参与当地人口的再生产,直接影响人口规模和结构。而迁入人口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45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但是从长期(30-50年或更长)来看,当前迁入人口规模越大,未来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程度越重。所以,一方面要考虑控制一个城市人口规模不能超过最大承载量,人口净迁入规模需要控制;另一方面为防止未来人口老化严重,也要控制迁入人口规模,特别是大龄(30岁及以上)人口的迁入。
其次是需要保持足够的流动人口存量。从长期来看,调节人口规模和结构最为有效办法是人口自然增长,即生育水平和出生率的控制和调整。面对未来人口可能的缩减和老化,提高妇女生育水平和人口出生率是根本。然而,像北京市、上海市这样的特大城市提高生育水平并且要提高到更替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从国际经验看目前还没有先例;从人们的生育意愿看也是不可能的。流动人口不长期居住流入地,一般而言不参与当地人口再生产。他们不仅仅可以保持人口的相对稳定和调节人口的年龄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重要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例如在上海市控制人口总量在2300万左右为目标下,为保证年龄结构的合理和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养老资源的满足流动人口总规模将在2020年需要达到900万;北京在人口控制在2000万以内的前提下流动人口也应该达到750万左右。
最后是要加大人口资本的投资,全面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养老负担加重的条件下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大。如根据对上海市、北京市未来人口预测和经济增长的需求预测可知,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口净迁入和足够多的流动人口的存在,在上海,劳动生产率在同等技术水平下需要提高2-3倍,而在北京要提高5倍之多。换言之,在流动人口不增加的前提下,需要未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2倍以上。
总之,为保持北京市、上海市这样的特大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一方面需要提高自身的生育水平,增强人口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另一方面保持足够多的净迁入人口;第三方面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已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水平,提高生产率,从而保证经济增长有充足的源泉。第四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即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有较大提升,但这远远还不能够满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对经济增长的需求(因为无论如何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也不能实现人力资本的翻番),所以需要有足够多的流动人口,以提供足够多的人力资本以保证由人口老化引致对生产率不断提高和养老资源不断增加的需求。从另一个方面而言,诸如北京市、上海市以及所有低生育水平的大城市,未来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发展和养老有足够的保障就不能够离开流动人口的存在,不能拒流动人口于城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