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千年 润泽华夏

千年书院：记忆与现实中的文化符号

本报记者邢宇皓

久经岁月，自然见多风雨。然而，在上千年坎坷中几经辉煌与沉寂的中国传统书院在近代中国的戛然而止，仍然令人有些猝不及防。

1901年，清廷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曾经遍布大江南北的书院由此湮没在改制新式学堂的浪潮中。

“废除书院，是匆促间作出的决定，朝野上下，并没有认真讨论过。”回溯那段历史，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与以往统治者对书院曾经有过的贬抑不同，这一次书院被废，并不针对书院本身的是非功过，而完全是应急之策：将原属书院资源划归新式学堂，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兴“实学”造就富国强兵的急需之才。

书院自此逐渐隐入历史深处。

千年书院，记忆中的文化符号

今天，再度踏入岳麓书院山门或凝神于白鹿洞书院中的“朱子教条”，脑海中回响的，是胡适先生的慨叹：“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书院的形成，包括历史上对私学传统的强调，皆因中国古代的官学系统太过强大。”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说。谈到书院，就不能不从古代官学说起，“官学的特点是：第一，把‘政治’和‘真理’、‘实用’和‘知识’捆绑在一起。因此，在旧时代，所谓真理，有时候可能只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真理；所谓知识，有时候可能只是为着实用目的的知识。第二，在官学笼罩一切、政治控制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官学是不允许‘乱说乱道’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和独立学术的场所。第三，官学教育比较刻板，它是以科举做官为目的设计的教育，它的教材、教法可能都是程式化的，很规范但也很平庸。”

事实上，书院文化在人们记忆中的地位，也往往是在同“官学”的比照中彰显出来的――

官学以科举进仕为宗，“钓声名、取利禄”。书院则以追求道德完善的“为己之学”相尚，倡导“制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书院师生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均“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悯时”。

官学死守教材，学术上日趋保守。书院则倡导学术自由，力排门派之见。当年，朱熹执掌白鹿洞书院，曾邀论敌陆九渊讲学。陆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开篇，洋洋洒洒，闻者动容。朱熹自言“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

官学教法陈陈相因，刻板无趣。书院则倡导基于学生兴趣的宽松教学：一方面，邀请学术大师云集讲学，听者可博采众长；一方面，鼓励师生在教学中相互辩难，令新思想激荡迭出。

官学师生常以“利害”关系调整远近亲疏。书院师生则往往感情甚笃：学生因仰慕老师而入门，老师授业传道也多以自身人格作为感召。明代，东林书院师生几经阉党“血洗”，仍能不弃不离、生死相随，是书院师生情谊的最佳注脚。

“随着皇权越来越强大，宋代以来，就有朱熹、吕祖谦、张?等学者，以创办书院的形式，有意识地培植和‘政统’相抗衡的‘道统’、和‘君道’相抗衡的‘师道’，尤其是对抗平庸和刻板的科举教育，”葛兆光先生说，“特别是在理学看上去被压制，实际上越来越兴盛的南宋，在某种意义上，书院成了理想和精神的象征。”

“我想，在对书院教育的评价中，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书院之类的‘私学’，基本上仍属于官学的一种补充，有人称之为‘官学改善运动’。在皇权至上和儒家意识形态笼罩的古代中国，它不可能超越这种笼罩。其二，书院中学者所议论的，基本还是儒家或理学的问题，有时候这种议论，甚至更为严厉化和世俗化；其三，南宋以后，因为理学渐渐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所以书院并不像西方的‘大学’那样逐渐分化出来，而是在使用教材、教学方法、讨论问题、师生关系等方面，越来越向官学靠拢。”葛兆光先生说，“目前，对传统书院的评价越来越高的背后，折射出的实际上是对目前大学教育制度的批评，这使书院教育在想象中似乎更加完美了。我想，在后世研究和想象古代书院时，切忌把来自现实的期待和批判，投射到对书院的想象中去。”

书院教育，与当今社会面对面

“对现实的期待和批判”，恰如葛兆光先生所说，是人们今天反思书院教育的立足点，此时，较之历史评价，文化符号更适合作为参照坐标。

“我认为，书院教育对今日教育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三个指向”，陈平原先生说，“在教育体制上，应更注重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在教育理念上，要提倡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生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看来，书院教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继承并营造了传统文化中“学在民间”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生态。“书院教育就是‘学在民间’――一种非功利的、自由研究的学术尝试的体现。事实证明，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往往来自学者从自身兴趣出发进行的自主研究。”

在教育层面，在书院教育的映照下，找出现实教育的不足易，拿出可行的裨补方案却难。杨东平先生认为，需要另辟思路。他认为，中国传统书院教育是道德伦理性的教育，与采用标准化方式、大规模培养人才的今日大学，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并不具有可比性。“弘扬书院教育精神，不是在现有的大学框架内，而是在民办教育中。应该倡导部分学者按个人的兴趣自由办学的教育方式。”

“事实上，这样的教育有现实的迫切性和可行性。”杨东平解释说，一方面，在当今社会中，除了需要学历、文凭之外，非功利的思想交流与学习提高仍然是人的一种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在人文科学领域，很多学者在75岁之前都保持着很强的科研和教学能力。而按照现有的学术制度，他们在六十多岁退休以后就不能再从事教学，这无疑是对学术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能不能建立一种新的非功利的高端人才培养制度，让优秀学者继续从事一种民间化的教育工作，这是一种类似梅兰芳、侯宝林带徒弟式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也同样会获得社会的认可。这种民办的、小规模的、个性化的现代教育，或许是对传统书院文化精神最好的继承。”

在展示中传承书院文化

本报记者谢文

日前，“中国书院博物馆”在著名的岳麓八景之一“柳塘烟晓”旁正式奠基，将在三年内建成完工。记者来到长沙，采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

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大学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岳麓书院因战争、年代久远等原因一度损坏非常严重。在抗战期间它曾遭到日本的轰炸，建国之后又变成教职工宿舍，书院成为养鸡、养鸭、做藕煤的场所，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当时到岳麓书院参观，找朱熹的字竟然要扒开藕煤才看得到。进入80年代后我国的文物保护意识逐渐强化，湖南省文物局提出要修复岳麓书院。由于湖南大学土木建筑系提供了强大技术力量，文博专家主持和参与修复，在文化的发掘上又非常尊重书院历史，岳麓书院的修复、陈列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目前，除了屈子祠还没有最后完成外，岳麓书院文物古迹的修复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建中国书院博物馆的想法，朱汉民教授等人在好几年前就有了，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岳麓书院基本修复完成之后，去岳麓书院参观的游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中国书院，当时岳麓书院就准备再开一个陈列室，展示书院从诞生到现在的历史发展，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特点等等。但后来他们发现这远远不够。

在书院修复过程中，岳麓书院收集到许多和书院有关的文物和文献资料。他们对全国各地的书院进行了调研，又对韩国等地的书院进行了考察，收集积累了大量的反映中国书院至学堂、学校不同历史时期发展和重大事件的有关文物资料，如书院志、古籍、碑刻、匾额、讲义、试卷等，重要师生、学派人物、为书院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的遗物、作品、手稿及其相关文献等。这些资料为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立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利用这些资料，他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同时也感到，众多的书院文物散落民间，十分可惜，抢救性地保护书院文物迫在眉睫，时不我待。

1996年，湖南大学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国书院博物馆的建议，并得到国家文物局、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国家文物局先后有两任局长都亲临现场视察，作出重要指示。国内外专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建设性意见。2001年国务院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以中编办字200199号文批复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同意以岳麓书院为依托建立“中国书院博物馆”。

据介绍，建成后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将是一座以反映中国书院文化为主线的教育类专题博物馆，它包括中国书院博物馆陈列馆、全面恢复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原状和征集书院文物三个部分。馆内将有一个书院文物收藏中心，一个教育科技文化的文物文献中心，展示厅则成为一个展示中心，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整个书院发展的历程，它在中国古代教育中起什么作用；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恢复的东林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典型书院讲学祭祀等活动的历史场景。

白鹿洞思鹅湖会

本报记者胡晓军

出九江城，沿新修的九（江）星（子）公路而行，在庐山五老峰下拐入一条山间道路。深谷之中，在四周高耸的古松衬映下，展露着沉稳的气象。这里，便是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建院定名至今，已有1030年历史。唐贞元年间，洛阳书生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李渤驯养了一头白鹿，故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李渤隐居处也因此被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朝廷在此开办“庐山国学”，办学性质类似南京秦淮河畔国子监，直至开宝九年（976年）被宋军攻占而告终。同年，当地士绅学者在庐山国学旧址上建起了一座书院。以此为发端，“白鹿洞书院”这5个字走进了中国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之后，白鹿洞书院经宋、元、明、清数朝，九兴九废，历尽世间沧桑。清代学者王昶在其《天下书院总志序》中，称它为“天下书院之首”。

南宋淳熙六年三月（1179年），朱熹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的身份抵达南康（今江西星子县）。他修建院房，筹措院田，聚书延师，设课招生，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已损坏了120余年的白鹿洞书院终于初步修复,并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际会，使得白鹿洞书院真正步入辉煌。朱熹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这一学规，成为此后700余年间整个传统中国教育办学的指导方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白鹿洞书院因朱熹，而有幸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节点之一。

淳熙八年（1181年），另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学人走进了白鹿洞书院。他就是朱熹一生的“学术论敌”、心学大儒陆九渊。6年前的淳熙二年（1175年），在江西铅山鹅湖寺，朱熹与陆氏九龄、九渊兄弟围绕“为学之方”的问题进行过一场十分激烈的辩论，双方在学理上互不相让，“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学术史称“鹅湖之会”。自此，朱学被称为“理学”，陆学被称为“心学”。

学术上的对抗，并没使朱陆因门户之见而成为私敌。作为东道主，朱熹邀请陆九渊这位小其9岁的“论敌”登台讲学。陆九渊以《论语》“君子小人义利章发论”，深深吸引了白鹿洞书院诸

多学子。随后，朱熹请陆九渊将讲稿写成《白鹿洞书堂讲义》，为学生必读之物，并亲为题跋。后人将讲义及跋合刻在石碑上，名为《二贤洞教》。身教胜于言教，朱熹以其大家风范，告诉了学子们

对待思想交锋须持何种姿态。而中国书院“有学派、无门派”的学术品质也一直影响着后代学者。

走出白鹿洞书院，已是黄昏。夕阳残照里，这座千年书院显得有些沧桑，却并不苍凉。清澈的贯道溪水仍在潺潺而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但正犹如中华文脉一般，延绵，而不绝。

东林道上忆先贤

本报记者杜冰苏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就出自东林书院。

初冬，无锡。随着汽车在一个小胡同口的猛然转弯及随即的刹车声，我的思绪也嘎然停止，眼前的匾额上已赫然出现四个大字――“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始建于北宋政和年间，位于老无锡城东门内。书院初为北宋著名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杨时非常喜爱江西庐山东林寺的名胜古迹，还作了《东林道上闲步》一诗，并将自己的讲学场所命名为“东林书院”。

粉墙黛瓦、苍松翠柏，书院内的幽寂与院外的嚣喧完全隔绝，仿佛闹市中一块难得的净土。

当年杨时归老还乡回到福建，后再未重返东林书院，书院一度荒废。直至明万历年间，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被朝廷罢官，归乡无锡，多方奔走，捐资修复，书院才得以重振昔日之威并达到极盛。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亲自审定了会规及会约仪式，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定期举行。在大会开讲之前，各郡各地赴会学者齐聚东林书院，他们先到书院燕居庙拜过孔圣人，然后回到依庸堂讲学研讨，贤士广聚、客东主西、以长幼为序、相互对揖交拜、共同讨论学识，场面热烈而隆重。那时广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脚迹得入依庸堂，人生一大幸事。”足见当时东林书院在读书人心中的影响之大。

今天，置身于依庸堂中，依稀感受着古时颇有学识之人在此读史诵经、讲学研讨的情景，同样备感荣幸。书院的管理人员采用高科技影景合一的方式，用DVD投影将活动的人和物置于真实的书院模型当中，演绎明时书院大会时节的故事，更是给人带来一种如临其境、亲历其中的感受。

胡适曾说，古代的书院相当于现代的大学教育。东林书院当时在讲学方面确有很多独到之处，到今天仍有很多借鉴意义，如：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在讲会的过程中常和以诗歌，以开发灵性、活跃思想；着意培养人才，强调立志做人等。后人用石刻的形式将“实学、实用、实益”的东林学风刻在院墙之上，既追忆先人，又提醒后人。

现在每逢周末，途经东林书院的人都会听到阵阵传出的诵读《四书》、《五经》、《三字经》等古典名著的朗朗书声，这是书院特地请来老师义务带孩子们在诵读古书。古有上至七八十岁的老者，下到三四岁的顽童在这里读史诵经，学习知识；今有老师带着孩子们在这里朗读传统名著，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此起彼伏的诵读声，一时竟让人分不清今夕何夕。漫步东林道上，心灵宁静。

嵩山后学继二程

本报记者刘先琴

初冬的阳光从嵩山的层峦叠嶂中放射开来，透进古柏掩映的嵩山书院，化为满地金黄，为这座北宋时已居中国四大书院之首的古老建筑平添了几分明丽辉煌。但见先圣殿内，讲学堂前，头戴翅冠，长衫飘飘的书生信步前行，跟随其后的，却是几位足蹬旅游鞋，身着牛仔装的青年，答问曰：大一新生军训刚结束。我们就结伴来看书院，拜先贤了。

如果说，这是率先成为河南省4A景区的嵩阳书院，用导游统一着装的形式，刻意将古代与现代学子定格在这座千年书院，成为一种象征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第六个金秋，当我徜徉在依然书香四溢的书院中时，无意间的所见所闻，一次次为这种象征丰富着内涵――

石桌石凳石条铺就的杏坊内，就在清代著名学者耿介手植的杏树下，前不久，一场名为《嵩阳书院与宋明理学》的报告在这里举行，听讲者是清华大学和郑州大学的优秀学子，讲授者名为程钢，是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的后人。

前身为北魏文帝太和八年（484年）创建的嵩阳寺，后更名嵩阳观、天封观、奉天宫的嵩阳书院，以学著名，即北宋时期二程创建的洛派理学，程颢程颐两兄弟先后在书院讲学10余年，为书院制定了学制、教养、考察等规条，吸引了一大批名儒学者，授业生徒，其中包括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朱熹等，多达数千人，如史书所记“天下学者，闻风向附，倾动朝野”。

两千年沧桑岁月，如今在孔子杏坛讲学旧址，倾听二程后人传道授业，历史不仅仅在这里复制般再现传统文化的魅力，身为清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的程钢教授，还在该校举办的传统文化与管理艺术高级研修班上，担任《论语》与企业管理的主讲，程教授讲稿中有这样的表述：当西方管理科学在中国发生严重“水土不服”时，中国企业家开始了溯本求源，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首推儒家思想，《论语》汇集了为官之道、经商之道、谋略之道，战略之法及用人的大智慧。有着清华大学工科学士，西北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程钢教授，在学术界的贡献也和他的“交叉型”学者不无关系。在他的论文《大学课程的理想》中，就借鉴本土文化资源，佛殿目录学的方法，将所有学种包括应用性极强的工科课程，归于历史经典，指出其中的历史信息与古典文化启示。这些由传统文化滋养出的学术成果，从他的著作名称中可见一斑：《〈老子〉与〈论语〉今读》、《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传统文化与现代诗》。从嵩阳书院出发，儒家代表人物二程的后裔，已经将祖先的由传承走向了创新。

在书院内木格窗棂，对开双门的办公室内，点击电脑里嵩阳书院的网页，一系列活动随之显现屏幕：7月28日，“传媒高峰论坛”在书院举办，包括中国新闻界著名学人甘惜芬在内的一批新闻学经营在此进行研讨；8月1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夏令营以书院为中心，开展感触中原文化，创新中原文化活动；10月26日，河南移动邀请国内著名作家，网站总裁，政府官员百余人举办“嵩山论键”讲座；9月1日，中国首届古旧家具品鉴艺术节启动仪式在书院举行，品“茶道”、鉴“木道”、赏古乐，成为商界文化盛事。。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水乳交融，祖先遗产为今人创新奠基，在嵩阳书院，这种情景已有了固定标志：郑州工学素质教育基地的铜牌，在书院两侧一处不起眼的建筑上悬挂，与先圣祠的孔子像遥遥相望。在此不远处，就是两棵被汉武帝刘彻封为“大将军”的古柏，作为嵩阳书院悠久历史的见证，早在1958年，林学专家测量鉴定，以证实其为原始森林遗物，树龄最低不小于4500岁，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如今，秋风秋阳中，两棵老树枝杆道劲，叶绿如染，充满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