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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瓦尔特” |
老年的日沃伊诺维奇 |
电影界的奇人
身体刚刚好转，巴塔那诙谐与幽默的风格再次显露出来。在本报记者前去医院探望时，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微笑着说，“我现在就像在战地医院一样，这一切使我回想起‘瓦尔特’和其他电影，我还会出现在摄影镜头前，我还会去杀德国鬼子。”
现年73岁的巴塔无疑是原南斯拉夫电影界的奇人。1933年6月他生于塞尔维亚中部舒马迪亚的一个小村，父亲是小职员，母亲从事家务，家境并不富裕，但良好的家教使他从小秉承了舒马迪亚人办事认真、倔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这对他以后的演艺生涯有很大帮助。
二战开始，巴塔全家搬到了贝尔格莱德，他开始喜欢上了西部牛仔片及其他电影。战争结束后的一天，巴塔和一帮孩子一起在街头巷尾玩，他透过一家电影院的窗户偶然发现，舞台上人们正在进行着各种演练与彩排，从此巴塔开始为演艺着迷，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是通过窗户开始进入演艺事业的”。由于他对舞台的留恋，父亲决定送他去戏剧学校学习表演，以后又报考戏剧学院。然而大学之梦并非这般如愿，巴塔直到1954年第三次报考时才被录取，但录取后他的学习越来越好，最终以10分的最高分毕业。
毕业后，巴塔在贝尔格莱德话剧院工作。1955年，22岁的他在故事片《库姆巴拉山上的歌声》中出演一个角色，崭露头角。1959年在《没有时刻表的列车》一片中，巴塔出演主角获得巨大成功，迅速走红。他最多时一年曾拍摄14部电影，迄今已经塑造了300多个角色，这在各国电影界中也十分少有。因此当地电影界称他为“人民英雄”、“塞尔维亚电影的活历史”。为表彰他半个世纪以来为塞尔维亚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2005年塞尔维亚尼什电影节，特授其“康斯坦丁大帝”荣誉奖。
“只要观众满意，就值”
巴塔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不仅在于其纯青的演技，更因为他对演艺事业的执著和热爱。他曾说，“只要剧情需要，为了观众什么我都可以去做”。表演中他从不怜惜自己，几乎每年都要在冰水中游泳，一次从直升机上跳下，伤了脖子，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他深有体会地说，“其实过泥滩、在冰水里游，都不算什么。最难的是从未经受过任何特殊训练的我们，有时必须完成那些危险的特技动作。”1974年在拍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片中，尽管戴有防护手套，但当他顺着钢缆自高大的清真寺下滑时，双手的掌心都被磨得鲜血淋淋。“只要观众满意，就值”。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他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年拍7、8部电影对他来说是常事，最多的是1983年拍了14部电影。
巴塔说，在他参加拍摄的320多部影视作品中，仅有35部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尽管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其“硬汉形象”，喜欢称他为“游击队演员”，著名的“瓦尔特”。每当听到这些，他总会说，“其实我更多出演的是喜剧，但不论是演游击队员还是演喜剧，我都高兴，只要能够演戏，任何角色都会有办法演好。最痛苦的是没有电影演，因此我从未挑过角色，提供给我的任何角色我都会去尝试。”
“瓦尔特”的中国情结
1974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片在中国上映。该片以其惊险的故事情节、大胆的打斗技术，迅速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持续多年的“瓦尔特热”。次年，巴塔主演的另一部战争片《桥》又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从此巴塔以及他的“瓦尔特”形象，深深地留在了中国影迷的心中。
1979年，巴塔应邀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一个电影节，当车子经过南京路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车队根本无法行进，巴塔的妻子惊呆了。工作人员再三嘱咐他们不要摇下车窗，更不要下车，但巴塔却推开车门，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霎时整条街道如黎明般安静，几秒钟之后人群中突然爆发出欢呼声，所有在场人士都有节奏地高喊：“瓦尔特，瓦尔特！”每当回忆起这一时刻，巴塔总是兴奋地讲，“我要到他们中间去，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热爱我的人，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每当谈起中国，他总会十分高兴，“我一共去过中国5次，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城市，中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近年来，当地一些记者经常问他，“瓦尔特是否依然活在中国？”他说，“一次，我和儿子一同行走在上海，但电视镜头和记者总是围着我儿子转，我心里想‘这也没什么，我有一个漂亮的儿子，自然也是我的骄傲。’直到最后，一个朋友才告诉我，实际上记者们以为我儿子才是“瓦尔特”，他们认为瓦尔特不仅不会牺牲，而且也不会变老，真正的英雄是不会被中国人民忘记的，他们也是不会消失的。”
在谈到中国今天发生的变化时，巴塔感慨地说，“中国的电影事业已经大大进步了。与中国相比，我们目前落后了。35年前他们还都穿着一样的服装，但现在一切都变样了。即使这样，每当你谈到南斯拉夫时，他们都会高兴地唱起我们一些游击队电影中的歌曲。”
从议员回归电影舞台
1990年原南联盟实行多党制后，巴塔第一批参加了米洛舍维奇创建的塞尔维亚社会党。直到2003年，1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担当塞尔维亚议员的职务，之后又当选为塞社会党副主席，2002年还曾作为该党提名的候选人，参加塞尔维亚的总统选举。对于巴塔的从政道路，有人表示支持，也有许多人提出非议，对于这些他都非常坦然，“银幕上我塑造过很多英雄形象，但我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经历枪林弹雨、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争取了自由。从政也不能让我成为英雄，我想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帮助人民，因为我清楚，血腥战争之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必须要走向和解。”作为议员，他同时担任塞议会申诉与上访委员会主席，为了倾听人民的疾苦，他曾经与10多万各界居民进行交谈。
繁忙的政务并未影响巴塔的演艺生涯。1991年前南瓦解，由于此前原南各共和国电影公司基本独立，因此分家对电影业的冲击不是很大，只是接踵而来的国际制裁导致当地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由于资金严重不足，电影规模大幅缩小，许多电影工作者不得不去从事资金需求量稍小的电视事业。然而只要有角色，巴塔仍然坚持使观众不忘记自己。他说，“90年代以后，议员一职占据了我相当的时间，但我仍把工作重心转回到电影拍摄，因为我从政的目的是服务人民，因此我不会听命于其他政客，我不认为这两个身份会发生冲突。”秉承这一宗旨，1991年至去年，巴塔共拍摄电影或电视剧40多部，即使是1999年北约轰炸期间，巴塔仍完成了3部电影的拍摄。当然，由于年岁已高，可供巴塔挑选的角色也越来越少。即便如此，他也决不轻言放弃，只要有角色，他还是那样的精神和兴奋，那样的专注与投入，尽管人们对此感到不解，但他却很平静，“这大概就是一个演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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