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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邹承鲁先生在紫竹院公园。商长春摄 |
女儿的话：父亲一直都敢于接受挑战
邹承鲁先生是在11月23日早上5时22分，因为淋巴癌手术后白血球过低，引发肺部感染而逝世的。
下午，记者赶到邹承鲁先生家，饭厅改成了灵堂，邹先生的照片上挂着黑纱。杨福愉院士和梁栋材院士来了，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杨星科、中科院物理所赵柏儒研究员等人送来了花圈。
邹承鲁先生的女儿邹宗平9月份刚刚从美国回来，她说：“本来准备这段时间在家好好陪陪父亲，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她说，父亲这几年身体频频遭遇挫折，2003年，查出了淋巴癌；2004年，在办公室里从电脑椅上摔到地上；去年在家里不小心摔断了腿，躺了4个月。这一次，由于淋巴癌压迫心脏的主动脉和主静脉，医生建议手术治疗。在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勇敢的人，敢于接受挑战的人，在治疗中他一直很坚强，医生和护士都非常佩服他。手术虽然很成功，只是最终还是没有扛过去。2002年，邹承鲁夫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林院士逝世后，骨灰埋在了她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院子里的一棵树下。父亲曾说：“以后我也这样办，把我的骨灰，一半埋在生物化学所，一半埋在生物物理所。”因为他在两个所都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有关方面已商量好，决定遵照他的愿望，在明年5月17日他生日那天，举行个简朴的仪式。
就是在这样不断与伤病斗争的过程中，邹承鲁先生一直在思考科学界如何才能更健康发展。他写了不少文章，提出了许多中肯建议。刘江红在邹承鲁先生身边工作已经有十多年。她说：“国庆节之前，先生都还在上班，每天到单位两三个小时；他的学生很多，今年国庆节时，大家一起赶到先生这聚会了一次，拍了一张‘学术全家福’。邹先生有个小录音机，有什么想法，他就录到里面，然后我再帮他录写成文，然后他再修改，最后觉得没什么可再修改的了，才投交出去。今年6月份在一家科学类媒体上刊发的长文《我国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为何举步维艰》是这样写出来的；前两天投给你们光明日报的谈研究生教育的那篇长文（见本版――编者），也是这样写出来的，这篇文章他原来就已经构思了很久。我知道他心中一直还在琢磨着想写一篇关于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可惜先生受着淋巴癌晚期的折磨，没能写成就走了。对他的走我们有心理准备，但是真的发生了，还是觉得难以接受。”
邹承鲁座右铭：你要是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
邹承鲁是1951年回国的。他说，我回来，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科学做点事，使中国科学能够早点站起来。
1965年9月17日，在上海生化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顶楼上，伴着科技人员们一阵阵的欢呼声，人工合成胰岛素宣告成功，这一项目与“两弹一星”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科技成果。邹承鲁先生是亲身参与这项著名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员。为此，有人认为，中国在上个世纪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而未果的几名科学家中就有邹承鲁。
邹承鲁说，你要是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这是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导师对他的教导，也是他科学人生的座右铭。邹承鲁的学生在写完第一篇文章之后，署上了老师的名字，而邹承鲁则毫不犹豫地删掉了，他说，当年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的导师就是这样做的。
他常常引用白居易的两句诗：“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他强调，科学上的评价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成功不能一蹴而就。
对待科学事业，邹承鲁一贯认真严肃，敢于质疑。刚从国外回来时，20多岁的他，在学术大会上有疑问站起来就质疑，有时搞得主讲人下不来台。在后来面对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时，他的直率使他常常面对种种压力。学生们说他直率得简直到了“傻”的程度，从来不会掩饰自己。同行们说：“像邹承鲁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的爱国心是完全真诚和纯粹的，他们对于现在的功利不能理解。”
邹承鲁的话：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家的科学能够健康发展
作为科学界泰斗级人物，近些年来，邹承鲁勇敢地站出来抨击很多科学界不良现象，呼吁科学道德和责任心。人们称他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学术上的反腐先锋”。生活中的邹承鲁其实待人温和宽容。他所在的生物物理所看大门的一位老师傅说他：“从来不摆架子，总是笑呵呵的。”跟了他七年的司机商长春对他的评价是：“有情有义，科学严谨”。邹承鲁性格中的那份尖锐和锋芒，只有在面对科学上不讲道德不负责任的行为时才展现出来。他不怕得罪人，只希望中国的科学能够更健康地发展。
他在2005年发表的《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一文中写道，院士是我国科学界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因此，院士选举不仅是现有院士的事，也是我国广大科学界共同密切关注的大事。过去十余年来，院士选举基本上是公正的，也选出了一批优秀的、在我国科学界享有声誉的科学家充实了院士队伍。但是，毋庸讳言，也有极少数当选者并不符合院士条件。这主要是因为在院士当中与候选人专业接近而能够判断该候选人水平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在院士选举时，只能听取其他院士的意见，因此有时可能会作出错误判断。如果能听取广大科学界的意见，必将有助于院士们对候选人作出更为正确的选择。因此候选人资料不仅应向全体院士公布，也应向广大科学界公布，以便听取广大科学界的意见，整个选举过程也应该接受广大科学界的监督。
邹承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了《论科学道德问题》之后，此后他不断在媒体上呼吁重视科学道德问题。这几乎成为贯穿他此后20多年的重要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这两年我对于中国道德自律的问题考虑得多一些，投入的精力也稍微多一些。因为我年纪大了，招的学生也少了，所以我觉得可以有点时间来做这方面的事情。一句话，我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和科学能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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