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期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西南联大学的是物理学，但对哲学仍梦寐萦怀。大概也是缘分，后来我进入华北大学不久，组织上便安排我做自己仰慕已久的哲学家艾思奇同志的行政和学术秘书，算是正式踏进了哲学之门。1950年人民大学成立，我作为华北大学的教师自然转入人大，成为
我这一生是与我国哲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哲学就是我的生命。如果说哲学是一条长河，我就是这条长河中的一滴水。近年来，我生活难以自理，但头脑中时常转悠的、甚至睡梦中时常萦回的，还是一些哲学问题。这是我的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我的精神的真实写照。
时下哲学界都很关注中西马对话的问题，其实不光是不同的哲学学科之间要对话，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也都应该加强对话，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彼此受益，得到启发和发展。这是我一直赞成并积极倡导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国家重点课题时，就委托搞西方哲学的刘放桐同志组织一个专题研讨会来进行对话，可惜后来这个会没有开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产生后受到各种哲学的批判和攻击。由于西方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又受到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回答这些问题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和改变。因此，如何回应这些批判、攻击，如何看待这些修正，就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要适应中国的水土，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养料，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过去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过简单化的倾向，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总结这些教训，避免再犯简单化的错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种学术和文化建设方面应有一个大的进展，理论思维方面应有一个大的提高，价值观念方面应有一个大转变，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中国人的智慧，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中国的哲学家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我们无论搞中国哲学的，搞西方哲学的，还是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先都是中国人，是中国的哲学家，都应该有这种历史责任感。这个民族立场我们不能丢，这个大局我们不能忘。(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