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中俄签署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六款,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并将通商的原则确定下来。如条约第五款规定“自
1728年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共十一款,除了对中俄中段边界做了划定外,对双方的贸易关系和宗教交往等方面均作了相应的规定,这对以后百余年的双边关系具有稳定的作用。如在贸易方面,条约第四款规定:“按照所议,准其两国通商。”时间为俄商每三年到北京一次,每次不得超过200人。“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后来恰克图市场的中方市圈买卖城和俄方市圈恰克图发展起来,两市圈相距仅数百米,两国商人常年自由往来,极大地促进了中俄经济文化的交流。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条约依据,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买卖城――恰克图边关互市市场为双边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两国常驻商人在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尤其是后来的使团跟班学员,他们专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使两国的文化交流从最初的语言与宗教,扩大到了医学、音乐、美术、文化、哲学、社会与地理等领域,使得早期中俄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有了更深厚的基础。
在语言上,中俄两国均重视并加强研究对方的语言文字。俄国自17世纪中叶起开始向清帝国派遣官方使团,至19世纪中叶之前向清帝国共派出18个不同级别的外交使团。留学生是俄国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来华主要学习汉语语言和中国文化。俄国于1725年在伊尔库茨克还开办了一所蒙文学校,培养满、汉语人才。1726年这所蒙文学校的在校生有25名,每人每月可领取30戈比现金和日常补给作为生活补助。俄国著名汉学家俾丘林在其著作《清朝内部与道德状况》中对汉语作过精辟的描述:“在中国,他们不是用字说话,而是用声音说话,发音与字是分开的,不具有任何意义。他们也有文字,但不是由字母,而是由特定的符号组成,每个符号不代表发音,而是代表事物的意义,他们的书写顺序是自右向左,不是横着写,而是自上而下竖着写,这样一来,他们写书就从我们结束的那一页开始写起。”随着对俄交涉的深入,清政府也利用“招降收养”的“俄罗斯佐领”中的部分人员充当俄文翻译。康熙年间,“招降”的俄国人伍朗格里管之子罗多浑成为清政府得力的俄文翻译,参与中俄尼布楚谈判工作。清政府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满、汉人学习俄语。1708年,根据康熙谕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俄语学校,校址设在俄罗斯馆(北京东直门以北胡家圈胡同),首批学生共计68人,清政府请俄择“善于俄文者”前来任教。经协商,俄方确定派俄国商人瓦西里担任教习,同年四月二十一日,俄国商团离京回国,教师瓦西里辞职。七月十二日,清政府选定俄罗斯佐领库兹马和伊凡两人充作教师,校址拟迁往左翼马市西北大佛寺内。七月十八日,“即行开始教读”。自此,这所俄语学校就日趋正规化了。
在医学上,中俄两国都力图深入了解与认识对方的医学。康熙年间,中国对西方医术有了一定的了解。图理琛在其《异域录》中记载了1711年清政府官员首次向俄方提出,若有“良医”,希望能与使团司祭同来的情况。1716年8月,来自圣彼得堡的英国外科医生哈尔文与郎克等人抵达色楞格斯克,在加恩的《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书中记载了哈尔文在中国的行医情况。在哈尔文返俄时,康熙帝给予其“乘驿”待遇,“图理琛既与彼等熟识,故仍派其护送哈尔文出境”。俄国对中医也非常重视。康雍年间很多俄国使臣、商贾都曾接受中医中药的救治。如1720年俄使臣伊兹玛伊洛夫和1726
年缔结《恰克图条约》的俄使萨瓦均得到中医中药的医治。俄国赴华使团商队中配备专门医生,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了解中医中药的成就。如1693年到京的伊杰斯“使团”中的药剂师克利斯多夫・卡尔斯坦斯,其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在这个国度里找寻可以入药的根茎、草和种子”。
手工艺品和边境民族特色商品的交流扩大了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来华俄商都曾采购过胭脂绸缎、银器漆器、风筝扇子等工艺品,清政府也将此类物品作为主要礼物馈赠给俄使俄商。这些包含民族文化元素的手工艺制品流入俄国社会,并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俄国赠送或出售给中国的包含俄罗斯民族文化元素的物品主要是貂皮、狐皮、银鼠皮、白鼬皮,海狸皮、水獭皮、兔皮等皮革制品,金刚钻、镜子、钟表、珊瑚饰品等。这些物品满足了清朝显贵以及军队的需要,许多毛皮被用于缝制士兵服装和制作士兵随身携带的某些用具。上述物品的广泛流传,有力地促进了两国文化的进一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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