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量上说，尽管当代中国学习和掌握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的非逻辑专门人才的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从质上看，无论是个体层面上逻辑知识向思维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向行动的转化，还是社会层面上逻辑的社会化程度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
●正是当代中国逻辑这种自外于文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逻辑面临的困境。
●这种反思的实质，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从如何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如何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如何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诸方面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自身存在的问题，借此切实有效地推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开拓出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明确揭示了逻辑科学在当代中国肩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需要现代化；另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应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前一方面的任务来说，通过逻辑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加上翻译和借鉴具有现代气息的国外逻辑教材，当代中国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已取得积极进展，一个包括普通逻辑、一阶逻辑、模态逻辑、逻辑哲学、中外逻辑史等内容的大学逻辑课程体系初步建立。而在逻辑研究的现代化方面，逻辑工作者在逻辑演算、归纳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哲学、现代逻辑发展史、现代逻辑的应用研究等分支领域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个别成果已达到国际水平。此外，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因明、辩证逻辑等方面的若干重要成果，也从不同侧面推动了逻辑研究的现代化。总的来看，尽管与国际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正如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所指出的，“从全局来说，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后一方面的任务来说，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逻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途径和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逻辑教学训练和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过，从量上说，尽管当代中国学习和掌握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的非逻辑专门人才的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从质上看，无论是个体层面上逻辑知识向思维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向行动的转化，还是社会层面上逻辑的社会化程度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此外，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逻辑（包括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为目的的各种逻辑教学）在整体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困境呢？前辈和时贤的分析往往将其归结为：或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或是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事实上，逻辑学界对逻辑的工具价值（把逻辑当作“器”，视其为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共同基础）的偏爱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关，逻辑为现代化服务便更多地指向了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服务，如或者把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结合视作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或者强调人工智能的逻辑和认知逻辑代表着逻辑的发展趋势。当然，这一做法本身的确是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就涉及到了工具价值是否是逻辑的唯一价值和功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维度？就后者说，当代中国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逻辑学界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片面理解也难辞其咎。
现代化是一个在器物、制度、文化诸不同领域及层面上展开的社会历史变迁，由此市场经济便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也并未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现代性偏重的是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而其中首先指向的便是合理化（理性化）。在器物层面，工具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既需要逻辑分析、运演等理性能力，又涉及为知识而知识、如实地面向对象等广义的理性精神。在制度层面，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以效益的严格计算来担保，其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目的――手段意义上的理性。在社会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科层制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有效性，理性在其中依然具有主导的作用。而在文化的维度上，理性原则不仅在广义上具有价值观的意义，而且与主体性、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创造等观念相互融合，展示了现代性的具体内涵。
或许正是注意到逻辑学界对逻辑的工具价值的偏爱，以及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片面理解，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对社会关怀不够，而对社会关怀不够所代表的正是逻辑对社会的一种疏远。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逻辑这种自外于文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逻辑面临的困境。就此而言，那种把逻辑遭遇困境归结为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的观点，无疑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以此为前提，联系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在自身现代化与为现代化服务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实乃逻辑学界的当务之急。这种反思的实质，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从如何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如何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如何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诸方面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自身存在的问题，借此切实有效地推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开拓出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充分肯定逻辑之工具价值无疑是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包括促进政治民主化和实行法治，发展文化教育和提高人民素质等等，因此还必须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即逻辑在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方面所具有的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作用。唯其如此，才能造成有利于逻辑科学蓬勃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风格各不相同的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振兴逻辑事业，从而使逻辑工作者能够积极投身于我国现代化事业和社会的理性化发展。
其次，应该深入反思逻辑科学在合理性、规范性等基本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为逻辑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扫除理论障碍。比如，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为了确保对推理和论证的分析与评估能够中立、客观、普遍而必然，现代逻辑实际上对合理性做了非情景化、无人身化的理解，即要求逻辑学家超越于一切个人、族群的局限，以一个完全理智的观察者身份，在实际思维过程之外，以不涉及具体内容的方式对推理或论证进行分析，给予评估。这种理解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多元现代性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为了有效地参与现代性的构建和批判，包括现代逻辑在内的逻辑科学就应该对合理性做全面而辩证的理解，在理性的内在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景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并进而在新的合理性观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推理理论和论证理论。
最后，应该积极探索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途径。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仅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还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逻辑学界必须勇于同自外于现代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决裂。由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味着事关公共事务的决策应通过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论辩来进行，可参与对话和论辩的能力并非天生，因此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对社会成员进行训练，使其成为合格的民主社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这种训练又以对对话和论辩的理论研究为前提。如果当代中国逻辑打算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应该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在深入反思逻辑的合理性、规范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各项应用研究，把对话和论辩纳入关注范围，对其类型、结构、规则等加以全面的研究，从而为社会交往和事务决策中的平等对话、合理论辩和公共讨论提供更为恰当的规范性框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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