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今时代，在反思和批判生态危机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能止于对某个问题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结论式探究，而是要思考在总体上倡扬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作者认为，生态时代的文化精神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在哲学层面上检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倡导有机整体观
；在社会生存层面上标举新物质观；在价值取向上兼顾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选择；在生存境界层面上追求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所包含的四个层面的意蕴，折射出一种新的整体观和意义观。
近年来，环境与生态危机引发了思想界对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和生态问题的关切与思考，由此生态一词成为当今时代的“关键词”之一，并出现了“浅生态学”（ShallowEcology）和“深生态学”（DeepEcology）的论争，二者就坚守人类中心主义还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争执也引发了整个知识界、思想界的参与，但争论双方至今仍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这些论争的深层问题实际上关涉的是对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思考。
当今时代，在反思和批判生态危机时，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能止于对某个问题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结论式探究，而是要思考在总体上倡扬什么样的文化精神。笔者认为，生态时代的文化精神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即在哲学层面上检省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倡导有机整体观；在社会生存层面上标举新物质观；在价值取向上兼顾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选择；在生存境界层面上追求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精神所包含的四个层面的意蕴，折射出一种新的整体观和意义观。
倡导有机整体观
从总体看，不论哪一个生态学流派似乎都不否认一点，即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元凶。因为这种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只有浅近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一种将自然看成是仅有工具作用的片面性的人类中心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自工业社会以来一直十分强劲，甚至已内化为现代性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层理念。因此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当今时代，首先必须从哲学层面批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倡导有机整体观。
有机整体观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它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关乎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的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有机整体论也被称为新有机论，是一种生态主义世界观。它强调有机创造性、内在联系性，力图克服现代性的机械观和二元论方法，主张内在关系不仅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单位的基本特征。有机整体观承认物种的独特性和价值，但没有将价值总体化和绝对化，与绝对生物中心主义不同的是，它承认人的特殊性并对之有适度的凸显，在这种世界观看来，“人类的经验也向这个星球注入了许多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所不能有的经验。人际关系和人类的创造力所特有的享乐的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我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丝毫不有损于我们已实现的价值的独到之处。”（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
有机整体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生态与自然的基本精神，它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哲学思想基础，既避免了以往机械论和二元论的偏颇，也没有像绝对生态主义那样走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的迷途。
标举新物质观
在检省和反思生态危机时，学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生态危机其实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集中表征，而产生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实利主义（也称经济主义）为核心的片面意义观。因此，生态时代必须批判片面实利主义人生观，在社会生存层面倡导新物质观，从而实现价值理念的转向。
实利主义（也称经济主义）对于人的基本假设或信条就是，人是经济的动物，以此来看待人类时，无限度地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欲望就被看成是人的内在本质性。同时，按此逻辑可以自然推导出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增长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并坚信无限丰富的物质商品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
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经济主义特征，很多学者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他们指出：经济主义或实利主义信条已经成为内化于现代文明深层的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现代宗教”。“这种宗教态度和对自然的疏远增长了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控制自然及其资源的欲望”。（[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经济主义顺从的是人们的贪欲，而不是与自然规律相符合的可行性。在它的制导下，所产生的是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后果。
因此，要改善人类生态环境，倡导新的文化精神，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标举后物质时代的新物质观，即由注重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转变为对生态环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公民自由等的关注，其中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是后物质时代的新物质观的最基本的诉求，它反对资源的浪费和物质的挥霍，反对经济的无止境增长，主张更节约、更自然、更和谐、更人性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便更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发展模式。标举新的物质观可以使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更好地兼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从而提高生活质量，维护生态平衡，将发展代价降到最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兼容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虽是两个理论范畴，但它们之间并非只有简单的对立关系，相反却具有“家族的相似性”。有的学者和流派从后现代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现代性时采取完全拒斥和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理的。从根本上讲，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各有利弊与短长，将二者优长兼容，才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所应有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在这一点上，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富有启示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满于后现代主义的“超越现代的情绪”，反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但并不否定现代化本身，相反却有着修复现代性弊端的强烈愿望，有着继续追求文化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动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修复现代性的创伤和弊端等方面有着积极的态度，如倡导稳态经济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减小和遏制生态危机的对策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莱斯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提出，应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代替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利是图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本・阿格尔则直接提出“稳态经济模式”和“小规模技术”等具有生态革命意义的主张，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些主张与后现代的经济发展观具有相似性。生态后现代主义者也提出几乎同样的理念，他们批判现代经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并针对这种“增长癖”提出“稳态经济”理论，即“使人口和人工产品的总量保持恒定的经济”，认为这种稳态经济是治疗现代经济发展的后现代良方。（[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可以说在寻找生态危机对策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二者有殊途同归之处。人类社会不可能不要发展，问题是如何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既不要否弃现代化，又要有后现代的批判性思维，二者兼容才不会在发展上出现偏差乃至无法超越的困境。
和谐守望与诗意栖居
人生存于地球之上，到底应该怎样对待他所赖以栖居的大地与自然，这是生存境界的问题。说到底，生存境界决定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与生态有着直接的决定关系，因为“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看，生态系统的美丽、完整和稳定都是判断人的行为是否正确的重要因素”。（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在生态文明时代，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无疑是人类应有的境界与追求。
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一直是中外大哲共同追寻的理想。中国儒家“天人合一”、“大同社会”的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本真追求和对和谐的向往。在马克思看来，诗意与和谐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崇高境界。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认为自然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的对象，而且也是“作为艺术的对象”，人不能仅仅将自然界作为物质资源加以占有，还应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沟通，保持一种诗意与审美关系。马克思还认为社会的真正和谐的标志就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无疑就是异化消除、人性复归的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恩格斯还提出过两大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及人与自身的和解，这是人类的两大变革目标。诗意栖居与和谐守望不仅是改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改变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键所在。人类对生态的保护不仅是人的“聪明的自利”，还应是生命存在应有的超越境界，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人与生态达到双赢。
对诗意栖居的追求与对和谐的守望，标示着一种精神的向度和人的存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它的意义不仅在现实层面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而且它也是人的存在的形上境界和超越性的表征，即人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同时更是一种精神性的和文化性的存在，正是这一点充分彰显了人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学者所言：“人类的文化有助于人类在地球上的诗意的栖居，这种文化是智人这种智慧物种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各有千秋的起居方式。诗意地栖居是精神的产物，它要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它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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