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西、马等多学科交融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必经之路。和谐文化的基本要件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注重文化的包容性,使古今各民族文化、各地域文化自由交流,自然生长。这种融合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既包括传统哲学内部各思想和流派之间的融合,也包括哲学一级学科内部各二级学科之间的融合;既包括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融合、思想内容与材料的融合,更包括哲学精神与价值取向上的融合。在全球化的今天,哲学的转型应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的,真正成功的转型应是整合中、西、马,以“以人为本”的“人”为“体”。在以儒学为主题的中国传统哲学转型过程中,要突破陈独秀时代的局限,在批判封建、礼教过程中防止落入片面,建立起儒家话语体系,让其成为中国特色文化的主体内容,让新儒家“新”的向度接在民族精神、以和为贵、经世致用上。中、西、马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转型多数是中西结合的转型,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等是转型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和原则以及方法,有机结合运用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法,重新诠释了中国哲学史的传统与资源,会通中西哲学,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化。
一些专家认为,个案研究可以更具体、深入地阐述问题,由个别到一般,升华出很有说服力的论证方式。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开启了儒学现代转型的三个向度:梁漱溟主张哲学与乡村建设结合,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社会向度;熊十力使儒学的思辨化得以提升,开启了儒学发展的哲学向度;马一浮以留存读书种子的心态倾心于儒学的精英化,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精英向度。还有学者提出,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们的批判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与现代化主流精神合拍,可认定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和逻辑起点,百多年来,进入一个逐步展开的时期。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必须具有继承传统的历史精神、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关注人生的人文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