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时间的持续性。20世纪发现的每部戏曲文献的面世时间都事先难以预测，无法确定。它们的出现虽乍冷乍热，忽密忽疏，既不均衡，又无规律，却断断续续地贯穿着20世纪的整个过程，像《元刊戏剧三十种》（1912）、《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20）、《清升平署戏曲文献》（1924）、《车王府曲本》（1925）、《南曲九宫正始》（1936）、《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1937）、成化刻本《白兔记》（1967）、《风月锦囊》（1980）、《霜崖曲话》（1983）以及九十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闻所未闻的戏曲史料，都在证明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时间的持续性。这一特征反映了近现代以来学人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时刻留意和长久关怀。
第二，地域的深广性。20世纪发现的戏曲文献大多数初见于地上经营图书的店肆摊铺和嗜好文艺的家族村落，也有一部分始获于地下的墓穴棺椁，像姚燮《今乐考证》发现于宁波书肆，《扇鼓神谱》发现于曲沃县下裴庄乡任庄村，而《刘希必金钗记》则出土于潮安县凤塘乡西山溪明墓。还有许多戏曲典籍散见于世界各地，像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发现的以《词林一枝》为代表的多种戏曲选订，在英国伦敦小古玩店发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在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的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发现的《风月锦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明清戏曲作家的生平及创作资料。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戏曲不仅备受世人喜爱，而且享有崇高地位。
第三，种类的多样性。20世纪发现的戏曲文献样式不一，类型繁复。从体裁看，戏曲作品有南戏、杂剧、传奇、地方戏，戏曲论著有曲录、曲律、曲谱、曲话，戏曲史料有渊源流变、作家生平、作品创作、演员表演、观众欣赏。从数量看，有几十、数百以至上千种的大型丛刊，有十数种、几种、一种以至仅存断卷残页的零散剧曲。从编纂看，有剧选、曲选和单行本。从文本看，有稿本、抄本、刻本、抄校本。从语言看，绝大多数剧本为汉语，也不乏以少数民族语言为文字的剧本。不仅如此，而且它们的行款、题识、字体、墨色、规格和装帧都形态万千，风貌各异。这一特征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兼容性和开放性，是中国民间文艺多元化、全方位观念的实际体现。
第四，版本的珍稀性。20世纪发现的戏曲文献不论大型选集还是单个文本，它们的版本都极为珍贵，多数更是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在宋元南戏中都属孤本，《张协状元》则是现存最完整的早期南戏剧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元代刻印的惟一的杂剧选集，有14种为孤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共242种，竟有144种是孤本；清代升平署戏曲、车王府曲本、《今乐府选》中的孤本剧作也为数不少；而像《词林一枝》、《风月锦囊》诸曲选以及《南曲九宫正始》、《今乐考证》、《霜崖曲话》等论著也都是孤本。版本的珍稀性一方面说明是中国古代戏曲文本发行的萧条和冷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戏曲文献自身的价值和魅力。
第五，归属的公有性。20世纪发现的戏曲文献虽仍经过不少周折，但最终绝大多数被收藏在国家、部分省和大学图书馆，成为国家公有典籍。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的学人始终怀着努力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赤诚之心，长期搜集、执著寻访戏曲文献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国家公益。像叶恭绰、王国维、郑振铎、朱希祖、刘半农、顾颉刚、叶德钧、钱南扬、冯沅君、王季思，其中郑振铎更堪称典范。为了使已发现的戏曲文献不再迁流散失，他们不惜金钱，不顾生命，甘冒危险，奋力抢救，期待它们尽早为世所知并尽快回到祖国怀抱。20世纪发现戏曲文献现在都以不同方式收藏于国家、部分省和大学图书馆，这使它们不仅受到了最好的保护，而且方便了读者，提高了利用率。
20世纪发现的戏曲文献既丰富多彩，又珍贵古朴，为戏曲学打开了一个空前的崭新领域，使读者能够看到此前从未涉猎过的戏曲作品、论著及史料。20世纪的戏曲文献整理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以发现戏曲文献为主要对象，发现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戏曲学的热点和重点，对南戏、杂剧来说尤其如此。戏曲文献的发现带动了古典戏曲整理和研究的繁荣，填补了以往戏曲史表述的不少缺陷，纠正了古代戏曲学认识的许多偏颇，是中国古典戏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非同寻常的重要位置。（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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