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人们会将《十二月等郎》看成是一部农村题材戏剧。然而《十二月等郎》却因三个方面的深层次思考与精彩的艺术呈现而显现出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它最
《十二月等郎》坦率和直接地揭示了在社会急剧变动过程中农村家庭的空壳化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情感问题。从一开场我们就体会到这样的冲击，农村男性大量进城打工，如此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充满温情的乡间生活，在这里独守空巢的“留守女人”，比起都市里因境遇似乎相近的“留守女士”所遭遇的困难何止多上几倍。这批一年十二个月都必须在家“等郎”的农村女性哪里是在悠闲地等待，她们生活中的辛酸与焦虑比等待更多得多。《十二月等郎》让我们形象地看到，八亿中国农民尤其是农村妇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做的牺牲，远远超出我们此前的了解。
但《十二月等郎》真正的思想深度还不在此。它用戏剧化的手法，表现出农村女性乃至于整个农民群体更立体的多方面追求。努力改变农村的贫困局面，固然十分重要和迫切，然而我们永远都不能误以为只要解决了贫穷问题，农村地区和农民们的生活就会因此一片光明。当《十二月等郎》这支曾经在江汉平原传唱了千百年的民歌以主旋律的形式在这出戏里反复响起时，苗子的悲剧命运获得了历史的深度，她可以在家乡带领妇女们摆脱贫困却无法赢得自己的幸福，这一构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剧作的主题――切不可简单化地将脱贫致富看成解决农村问题、改变农民境遇的全部。人不仅是物质的存在同时更是精神的存在；在任何时代，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都并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和财富；一代又一代农村女性对于温情既原始又深刻的守望，或许比起金钱和财富更具人性价值与深度。
确实，《十二月等郎》是以大量的农村女性突然丧失了她们的情感依恋对象为主轴展开戏剧故事的，生命的重心因此倾斜，情感的价值才是这出戏的核心。它一方面用生动的舞台语言表达了出门打工的农民们与他们在家乡的留守女人们的情感联系，同时强烈地反衬出以苗子为代表的农村女性的孤独与伤感。苗子的情感缺失因对比而愈显强烈，她有违传统伦理道德的情感冲动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合理性。然而更让人心动之处在于，即使编导已经为男女主人公的婚外情做了超乎寻常的铺垫，观众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但此时，天幕和舞台上突然涌现出无数正在拉着二胡的农民工，如泣如诉的二胡声表达了他们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思念，因此成为阻挡这桩看似合情合理的婚外情继续发展的力量，终于令这段感情止步于美丽的情愫。在当代戏剧舞台上，《十二月等郎》或许并不是唯一敢于正面表现婚外情之合理性的剧目，然而正由于它在肯定某种特殊情境中发生的婚外情的合理性的同时，又时刻不忘记伦理道德本身不仅是社会强加于个人之上的要求，更是文明人自身的操守，因而才使这段“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未了情令人唏嘘不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