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的学术活动存
经济学者的学术道德应以“五要五不要”为准则，这些准则既是学术道德对经济学者自律的要求或规定，也是经济学者社会责任感的具体条款
学术道德之于学人犹如社会伦理之于百姓，有着严格的自律要求或规定。对于经济学者来说，这些要求或规定通常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追求学术真谛，要静心而执着，不要单纯以商业需要为原则；2、诊断社会经济的症结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奉迎权贵或动心于利诱；3、获取学术知名度，要以道德文章信服天下，不要以“跻身官场”或“炮打名流”作为路径依赖；4、做课题要经世致用，不要胡乱拿一堆材料交差；5、广招弟子，要承传学术义理，不要将弟子当成攫取学术成果的对象。――我们可将以上“五要五不要”理解为衡量经济学者学术道德的准则。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经济学者队伍，这支队伍在理论、实践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之一，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随着市场因素对人们思想意识影响的加深，一些学者的学术行为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放松了学术道德对自己的自律要求，缺乏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对照以上“五要五不要”准则，部分学者可谓是“五要”行为不足，“五不要”行为有余。这种状况对经济学者的社会形象造成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近几年来，媒体曾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学界一些明显存在的学术流弊进行过批评，但遗憾的是，这些学术流弊及其蔓延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和遏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演越烈。这值得我们从学术道德的层面上展开讨论。
蕴含于学术活动中的学术道德问题，与学者的学术立场、水平、研究取向等有一定的联系，但更多地体现在学者进行学术活动时的目的和采取的手段等方面，近年来，经济学界的争论所折射出的有关学术道德的评论，还没有点到学术道德的要害
在近年来不少问题的争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坚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在论述各自的见解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经济学者的学术道德问题。
诚然，学者的学术立场、水平、研究取向、价值观念与学术道德有一定的联系，但局限于某一侧面的争论未能点到学术道德的要害。在我看来，判断某一经济学者够不够经济学家的资格，纯属学术成就或贡献的问题，至于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并不涉及学术道德；主张以何种学说作为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正脉，是学者的学术意识、价值观念或学术偏好问题，也不涉及学术道德；针对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学术道德更无直接的关联。然而，学术讨论的自然延伸往往会波及到学者对蕴含着学术道德的诸如学术立场、目的、手段等问题的争论，于是，学术道德问题便经常浮出水面。
学者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对学术义理的渴望和追求，经济学者也理应如此。讨论经济学者的学术道德，分析重点应是学者学术活动行为的手段和目的，而不应仅仅从学术立场、观点、研究取向、价值观念、偏好等方面来评判。基于市场经济对人的激励和诱惑，严格来讲，现实中一个完全做到“五要五不要”的经济学者是不存在的。但就经济学者之学术活动的手段和目的而论，学术活动要在一定程度和边界上受到约束，这种约束可以理解为经济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
学术道德底线是学者进行学术活动时必须恪守一定学术良知的行为准则线。尽管这种行为准则线的划定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通过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行为表现，作出大体符合社会对经济学者学术道德所期望的界定
经济学研究资源配置的学术理论性和社会经济性，决定着经济学者在教学、科研过程中追求学术义理的同时，会经常介入到政府、企业经济活动的论证和咨询工作之中。按理，无论是教学科研还是咨询论证，都是极其严肃的工作，它要求经济学者在遵循学理的前提下参与政府和企业的经济活动；但由于给政府尤其是给企业论证咨询存在着收益的刺激，这种刺激容易使学者产生学术良知的问题。就此而论，经济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良知的行为准则线，一是说话要大体上实事求是，一是要在符合经济机理和实际的基础上给政府或企业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对策。但在现实中，有一些经济学者却破了这条行为准则线，他们单纯为经济收益计，在履行同政府或企业的论证咨询的委托代理合约时，迎合委托方所暗示的需要，说话失真，诊断随意，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地用甲课题的论证咨询报告应付乙课题，等等。这种“四方经济，八方财源”的学术活动套路，学人鄙夷，市井沸议，冲破了经济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
除了课题的论证咨询外，经济学者在成果评奖或鉴定、职称评定、人才选拔、企业资质审核等方面也面临着学术道德的考验。值得着重评论的是，一部分资深经济学者在进行上述活动时，或注重于人际关系，或诱惑于金钱物质，从而招致了社会的严厉批评。当然，唱高调让学者彻底泯灭自身的社会性和自然性是不现实的，但经济学者参与这些活动应该受到学术道德底线的约束。这一学术道德底线就是学术良知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准则。例如，成果评奖要根据奖类的级别在心中设置基准线，职称评定、人才选拔要遵守起码的标准，成果鉴定、企业资质审核等要按拟定的“游戏规则”投票。倘若经济学者被人际关系或金钱物质所俘虏，其学术道德底线的失守也就势在必然了。
针对经济学界所暴露的问题，人们曾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体工具进行过抨击。姑且不论这些谴责是否有某些偏激之处，仅就它所涉及到的事实背景而言，我们倒是倾向于认为一个能够立足于学术道德底线之上的经济学者，其著书立说起码要以自己的学术理解为本，不可放弃原创性努力而完全倚靠于对现有信息的粘贴或编纂；与他人合作搞科研，要付出一定的劳动，不可以权势或因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弟子便无偿占有他人辛勤劳动的成果；扩大社会知名度，要以同行大体认可的学理论著或对政府、企业有一定实际意义的研究报告来实现，不可采用其他非学术手段。凡此种种，皆为有志于做出学术贡献的经济学者之学术道德的底线要求。
每一个经济学者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上都有着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期望，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经济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目的。但是，经济学者必须以货真价实的学术成就来摘取经济学家的桂冠，而不能以非学术路径“鸠占鹊巢”。对于这个问题的追溯分析，则由学术道德旁及到了经济学者的学术志向和档次。古人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联系学术道德及其底线来看问题，忘名者，学术道德高风亮节也；立名者，学术道德恪守有余也；窃名者，学术道德及其底线荡然无存也。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启迪和警示：做一个学术道德合格的经济学者要追求上士的清风，以中士的道德风骨来激励自己，切不可迈入风险区域。
学术风气不纯是一种社会存在，它存在于所有学科，不独发生在经济学者身上；但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学者，都必须遵守学术道德底线。学者们都能恪守学术道德底线之时，便是学术正气得到普遍弘扬之日
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范式，在向学者揭示如何理解人类行为方式的同时，也在诱导着学者的自利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些学者的学术道德的失贞，可以说是学术良知与人性本能相较量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它存在于所有学科，并不仅仅发生在经济学者身上。对于学术风气不纯现象的存在，应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不可奢望通过谴责、抨击甚或谩骂而一夜之间予以解决。
解决学术道德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一套导引学者进行学术活动时不得不遵守学术道德底线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约束机制需要在长期的学术活动中探索，我们不能单纯期望于政治或伦理的规劝。事实上，逐步建立学术道德底线之约束的制度安排存在着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决定着学者遵守学术道德底线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正是弘扬学术正气的希望所在。（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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