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贱”而“伤”农，这是市场经济时代颇为令人心痛的现象。从当年山东潍坊樱桃的贱卖到而今京郊大白菜的滞销，类似的遭遇将农民在市场风浪中的尴尬和无助表露无疑。明明有人在卖10元一斤的樱桃，为何产地的农民只能卖上区区的七八毛钱？有好市场又有好产品，但农民“丰产”而不“丰收”，市场真是弄人不浅。
这其中肯定出了问题。潍坊主事者的解释是，农民找不到市场，市场销售渠道本身形成了“瓶颈”和“梗阻”。换言之，市场信息极不对称，“好酒”藏深巷，买卖双方缺乏沟通，失去了交易的良机。这个诊断号准了市场的脉搏，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为对症下药准备了前提。与之相应，在行动上，潍坊党委和政府部门通过举办“产销对接会”、“博览会”、“展销会”等形式，将相关市场信息“传出去”又“引进来”，连通了供需双方，极大地创造了商机。在这种举措下，农民、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赢”。
信息不灵，农民走向市场就要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容易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欲使产品适销对路，必须想方设法获得较为充分的市场信息。然而，在庞杂的市场中搜寻有用的信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而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有时这种成本甚至大到令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尤其对于农民个体而言，在“两眼抹黑”的情况下，要跳出一定的区域去搜集信息、开拓更大的市场，其成本之大往往使人失去任何获利的雄心。况且，即使有人千辛万苦取得了珍贵的市场信息，也不易独占，其他人会跟风而至，搭他的便车，如此“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情，自然乏人问津。于是，在缺少市场信息的情况下，“随大流”便是降低成本、减少风险的不二选择。但当人们越是如此来应付市场的时候，他们就越是陷入了信息不通的泥沼，就越是难获市场之利，反受市场波动之害。
为了克服上述行动上的困境，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首要的选择便是农民自发结成的某些组织形式（比如合作社），它们基于农民的实际，达成合意形成合作，能够较为有效地提供市场信息，增强成员抵抗风险的能力。今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是从“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角度，减少农民各自为战的不利状况，使他们以集体的力量更好地参与市场。市场经济越是成熟，这类经济组织就越有成长的空间。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农民自己的组织尚未发达，因而它们的很多功能还只能由政府部门代行。在这一点上，潍坊党政部门及时跟进，弥补了农民组织缺乏所留下的空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市场的开发和繁荣，不仅需要卖方搜集有效信息以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也要求买方能够获取有益的市场信息。如果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很多，增加了买者甄选的成本，以致买者对市场失去信心，这同样会阻碍市场交易。因而，保证产品质量，消除有害信息，是发现市场之后促进市场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达到这一点，市场自律不足恃，还要依靠市场之外的监督者。在潍坊这一例子中，政府部门所成立的质量检测中心，所推出的质量检测报告，所实行的“农业标准化”等诸种举措，无不着眼于促进市场交易、净化市场环境，很好地培育了市场，提高了产品竞争力，加速了产业化进程。所以，当农民面向市场，富裕之路并非一片通途，除了他们在市场中的历练外，还需要各种组织的介入和帮助。
潍坊经验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探索出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子，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干部必须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把自己当作农民的一分子，脚踏实地地、一丝不苟地为农民办事、为农民服务。写出《三农手记》的潍坊市委副书记郑金兰同志说：我是农民的女儿！她认识到，没有什么情结能比“农民情结”更浓更深的了，事实上，天下大事也正是“三农”问题。正是基于这种自觉而真挚的意识与情感，这些管理者才真正站在了农民的立场上。也只有这样，他们列出的条文才能合情，干出的事情才能合理，得到的效果才能让人民满意。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所有的“政绩”就只能是“政绩”而已，甚至可能走向与人民利益相悖的一面。为什么在一些地方的老大难问题，比如资金、人才、环境、管理等等，在潍坊就不成为问题了呢？其原因就在这里。用老百姓的话说，只有领导带头、班子过硬，才有解决问题的本钱，否则一切都白搭。
潍坊经验值得总结，也值得推广，但绝不能照搬。我们相信，有了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管理者就会找到符合人民利益的管理方式，就会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就会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进而使整个社会参与到改革与创新的时代主旋律中来。
这，也正是人民群众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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