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开发并促进了台湾的繁荣
在我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中，前三次主要是由黄河流域南向，明末清季至民初虽也有闽赣西向湘川桂及回归中原者，但更多的则是漳泉厦一带的闽南人东向台澎。
1、客家人是台湾人的主体。在台湾，福建的移民是台湾人口的主体，而闽南移
台湾姓氏人口学者张绪贤据1978年当地户政事务所统计，绘制了《台湾区各县市分姓人口数统计表》，同时依人数多寡排出了台湾常见的100个姓氏之序。他在1979年出版的《台湾区姓氏堂号考》中说，这前100大姓的人数，占台湾总人口数的96％。
1987年5月，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杜若甫、袁义达首次公布了他们对中国人姓氏分布的研究成果，同时排出前100个人口大姓的顺序。时隔二十年，2006年1月，袁义达又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前100个人口大姓的排序。在两次排序中，前10名的姓氏没有变化。
台湾学者陆炳文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拿台湾地区的100大姓和全中国第一次排出的前100个大姓两相比对，有77个完全相同，尤其前10姓，有8个相同。与全中国第二次100大姓排序相比对，相同的有74个，前10姓中，仍是8个相同。“显而易见，不论任何地方，人口集中于大姓的态势均至为突出，这也说明，各前100名大姓代表性很强，台湾如此，大陆亦如此。”陆先生在其1982年出版的《从中国姓氏源流谈台湾大陆一体关系》一书中指出：李、王、张、刘在中国北方较多，而陈、黄、林、吴在南方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一特点，证明台湾同胞无不来自大陆，特别是原籍多在华南的闽、粤两地，祖籍则多远达中原一带。”
2、开台圣王颜思齐。在较早移居台湾的闽南人中，颜思齐（1589-1625）是最值得一提的先贤。颜思齐字振泉，福建海澄县青礁村（现属厦门海沧区）人。有专家指出，颜思齐之先祖很可能就是颜之推九世祖、永嘉南渡时的颜含。思齐青少年时代受到过较好的教育，他明书知礼，疾恶如仇。明万历四十年，因其家遭官宦欺辱，一怒之下，他杀掉了仇人之仆后，逃亡到了日本。在日本，他通过各种渠道经商，逐渐积蓄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仍血气方刚，天启四年（1624）因参与武装反抗德川幕府，受到日本政府的搜捕围击。情急之下，他义无反顾地率众乘着十三艘船只出逃海上，历尽惊涛骇浪，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台湾的笨港（今台湾北港）。
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笨港，颜思齐与众人一起不避寒暑，劈荆开土，广为垦植，与此同时，选择有利地势，构筑寮寨，操练演武。他认为，只有人众才能势炽，只有势炽才能实雄。他高瞻远瞩，谋虑深远，在刚刚站住脚跟之后，就多次派人到漳州、泉州等地招募人众，前后组织3000余人移居到台。颜思齐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台湾进行开发的第一人。颜思齐很注意与土著人和睦相处，属下凡与土著人发生冲突，他都要亲自处理，予以适当安抚或保护。连横著《台湾通史》，在为台湾历史人物所立传中，列颜思齐为首，是非常允当的。
颜思齐开发台湾实是筚路蓝缕，艰苦卓绝，功高盖世，因而至今人们对他怀念不已。人们不仅称其为“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开山祖颜思齐”“开台第一人颜思齐”，而且还尊其为“开台王”、“开台圣王”。
3、郑、施时期台湾完成了与内地一致的社会构建
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两年后，西班牙殖民者也以武力入侵。近四十年的殖民统治，大量的台湾财富被西方掠夺。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领数万水军，自厦门港出发，途经澎湖，在台湾南部的禾寮港成功登陆。在武器装备不及殖民者的情况下，经过8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迫使荷兰总督于康熙元年（1662）二月一日宣布投降。为巩固在台的胜利，郑成功一方面在各地建立行政机构，委派官员，一方面组织发展生产，安置将士及其眷属实行屯田。不久，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嗣位，继续推行稳定台湾的政策。史载，明郑政权期间，从大陆到台的汉人（包括官、军及眷属）有八、九万氏之众，加上原有汉族居民，汉人已有15万之多，基本上与原住民数量相当。由于劳动力的增多，当时西部沿海平原大多得到开垦，可耕面积比荷占时期扩大了一倍，农民开始使用耕牛，并大面积地种植稻米和甘蔗。同时，村社开始有了社学，不少原住民的子女也受到了文化教育，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发展。
但由于郑氏政权不拥戴清廷，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帝国派大将施琅率军入台攻灭了郑氏政权。施琅深知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他一方面推行清政府的治台方略，一方面强化军事训练，并积极建议在台湾驻守足够的兵力，以防御西方殖民者卷土重来。施琅复台治台有功，被清廷封为靖海侯。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理，在台南设置了台湾府，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改为行省。清政府统一台湾二百多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又有更多的人渡海移居，至日本侵占台湾（1895）前夕，台湾汉民族人口已经超过了200万人。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正统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得到了普及与发展，如当时除遍及各地的普通学校外，有属中等教育的书院37所，从大陆到台在各级学校任教授、教谕、训导的人员超过了300人。经闽粤而入台的河洛语言、礼俗、习俗也更加民众化。至此，台湾与内地在政治、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构建基本一致了起来。
闽台传统文化与河洛文化同根同系
明乎中原人南迁入闽粤赣而衍生客家民系、客家人又披荆斩棘开发台湾、澎湖诸岛这一关系，便可明了河洛文化与闽台文化之亲缘关系。
1、人际上的血缘、族缘关系。据前些年统计，福建省人口有汉族人295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98.45%，其中祖籍在河南固始的就有1000多万人，加上客家人500多万人和河南其他地区的入闽人口，河南籍后裔已占福建人口一半以上。在台湾，汉族人占83%左右，其中，80%是闽南客家移民，约1200多万人，20%是祖籍广东的客家人，他们都自称自己是“河洛郎”。
姓氏兴于原始社会与夏商。周朝实行分封制，有同姓（姬）国20多个，异姓国40多个，贵族子弟都被分封到中原及江、汉、淮、泗流域各地，形成了无数或以国名、或以邑名的姓氏，从而使中原地区成为姓氏之源。目前，全国排位在前100个大姓中，源于河南的有73个。如前所述，台湾除了陈、林、黄、蔡、郑等大姓外，其他一些姓氏，始祖也多来自河洛地区。闽、台地区民间非常重视修建祠堂，续修族谱且讲究郡望。由于根在河洛，在其所修宗谱中，郡望、堂号全以河洛原郡、县之名为宗，如颍川郡、荥阳郡、弘农郡、陈留郡、颍川堂、弘农堂等，这既是对河洛血脉衍派的追思，也是对入闽移台开基先人的历史认同。由于台湾除少数原住民之外，绝大多数是由大陆迁移而来，因而《台湾省通志・礼俗篇》指出：“‘本省人’系行政上之一种名词，其实均为明清以来大陆闽粤移民，亦即河洛与客家之苗裔。可见绝大多数的台湾居民，其祖先是从河洛南迁闽粤，然后渡海来台，因此早年台湾人习惯自称‘河洛人（郎）。”因此，这种源自血脉、宗族的亲情之缘，紧紧地把祖国大陆与台湾连在了一起。
2、闽、台方言同属河洛语系。历史上，河洛地区长期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国八大古都中，四个位于中原，且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历史最为悠久。由于河洛地处天下之中，又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中原话曾作为官方语言在全国通行，是正统的“普通话”，从先秦至明清，诗词歌赋以中原音韵为准。元代语言学家周德清曾著《中原音韵》以规范词赋格律。清季以降，随着全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原音韵渐次不被使用，以至许多古音韵完全消失。语言是民族或族系的基本特征。客家人十分珍视自己的语言，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民谚流传。由于闽、台客家人多居山区，交通不便，与外交往甚少且聚族而居等原因，从而使得客家话中保存了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语音和语法，如无齿唇音、无翘舌音，单音节词比较多，保留着很多入声字的读音等，因而被语言学家称为古代汉语和中原音韵的“活化石”。用今天客家语和流行的台湾话诵读诗经中的《国风》及一些唐宋诗词，不但顺口，而且押韵，非常和谐。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客家话保存了中原音韵之故。台湾学者黄敬安专门从《诗经》、《礼记》、《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找出了与闽、台方言音、义相同或相近例子，分类列为131个条目，著成《闽南方音证经举例》一书，有力地证明了先秦、两汉古音韵在客家语中的确凿存在。客家方言中至今还大量保留、使用中原方言的例子更多，如，称妻子为“老婆”，称老太太为“老妈儿”，称儿媳妇为“大姐”，称太阳为“日头”，称开水为“滚水”，店铺称雇员为“伙计”，称学徒为“小伙计”等。同时，在台湾日常语中，一些古汉语的词汇仍具活力，还在使用的如：“永日”、“才调”、“响也”、“颟顸”、“会当”、“会须”等，因而闽、台人很自豪地称他们所讲的话为“河洛话”，是标准的古汉语。
3、闽、台习俗源自河洛古风。民俗文化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民族或民系区别于其他民族、民系的基本标志。客家人久居东南，在与当地土著（古越后裔和畲、瑶族）相互影响中产生的客家文化虽因所居地理区位的不同而有所异，但其民间风俗及大众信仰之主流，所传承的仍是中原的古朴之风。如：在婚俗上，从议婚、订亲到迎娶，其程序和各种礼仪，闽、台与中原一样，既郑重其事，又有相同的繁文缛节；在丧俗上，闽、台与中原一样，厚葬的理念根深蒂固，重视落叶归根，主张入土为安，讲究各种祭祀敬拜仪式；在岁时节令方面，闽、台地区的节庆虽然很多，但与中原一样，最为人所重的是春节，不仅要家人团聚，最好是几代同堂欢聚；其次是中秋和清明，赏月吃月饼、扫墓祭祖是基本活动。此外就是元宵节、端午节、冬至和过小年。
4、闽、台民间信仰诉求与河洛相同。由于河洛文化在闽、台的传播主要方式以移民扩散为主要渠道，因而闽、台民间信仰诉求的多鬼神论深深地刻印着河洛农耕文化的烙痕。农耕文化中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源于弱质农业受制于各种自然灾害，因而农耕者渴望神的呵护与保佑。他们认为，除老天爷主宰万物之外，生产、生活中有多少需要，就会有多少神灵，如水神、火神、山神、土地神、灶神、财神以及马王爷、牛王爷、药王爷、阎王爷、送子娘娘等，也便应运而生，成了人们生老病死、腾达穷困的决定者或守护神，被供奉在庙堂之中，享受香火的祭祀。《八闽通志・祠庙》所载，八闽大地有民间神祗119种。台湾仅天上圣母宫就有510座。河洛地区的泛鬼神论在这里由客家人传承了下来，从而形成了民间的“淫祀”现象。闽、台民间除敬奉上述各种神灵之外，由于海洋文化及商业的影响，还敬祀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也完全是从生产、生活的利害出发而为之，与传统的河洛民风一脉相承。
简言之，千百年来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灿烂的河洛文化、客家文化及闽台文化，同根同系，不仅始终是维系世界华人、华侨的强大精神文化纽带，也是实现民族团结、两岸统一的认同基础，大力扬河洛文化精神，对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执笔：扬海中）
（本文上篇见12月21日11版――编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