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学的中国”到“中国的人类学”

以古典文化遗产为突破口，就整体的人类学反思而言，意味着恢复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在人类整体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位置，有效消除欧洲中心主义，重归人类学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本源性问题；就中国人类学反思而言，意味着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在学科自觉的意义上与西方人类学融为一

随着现代人类学取代古典人类学，人类学学科日益显现出内在的悖论与困境。中国人类学是西方人类学影响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的中国”。在当前人类学反思中，中国人类学研究不仅面临着反思，亦意味着挑战。是继续“人类学的中国”还是建设“中国的人类学”，成为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

现代人类学反思：是科学还是人文

按照一般的观点，人类学之所以建立，在根本上是因为其关注点是作为全人类意义上人的整体。因此，当人类学发端于西方文化史学时，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文化比较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然而，当科学日益在西方知识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人类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宏观的比较文化研究为微观的社区研究所取代，以文献史料重建历时性文化发展历程为以田野调查呈现共时性社会现状所取代，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分道扬镳。

现代人类学高举科学的大旗，以追求科学的客观性为目标，建立了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体质人类学；与此同时，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的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试图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必然产物，而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及其工具田野调查则是人类学作为学科合法化的策略。

有学者指出，人类学从加盟科学主义的话语圈伊始，就沾染了科学的霸气。科学的人类学之所以战胜古典的人类学，并不是由于它较之后者更好地解决了问题，而是更好地掩饰了问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精神，不如说是一种交织着话语暴力的“障眼法”，即让学科从业者只看到他该看的，把对学科构成的未知之域屏蔽于视野之外。

的确，人类学这一“科学”的“障眼法”不仅迷惑了圈外人，也迷惑了经过专业训练的圈内者。众所周知，由弗雷泽等古典人类学家开辟的宗教、神话与仪式诸问题，直到今天依然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话题，正是它们确立了人类学的起点，这就是人以及人类文明的起源。即使是未经任何规范训练的圈外者也不难看出，抛开人及人类文明起源的起点性问题，人类学在何等程度上还能称得上是人类学！然而，弗雷泽却一直被人类学所谓的“正统”与“规范”拒之门外，其原因就在于弗雷泽未作过田野调查。

正是为了追求科学要求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作为自己的身份标签，从而使得人类学在确立自身学科合法性的同时，也界定了许多“异端邪说”，并在短暂的学科史中积累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争。关于正统与非正统、规范与不规范的理论与方法界定使得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显得壁垒森严。然而，与人类学严格的学科规范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人类知识的全部，借助现代大学制度，人类学更是在几乎全部学科开花结果，几乎所有学科都可以套上“人类学”的字眼，人类学恰恰成为最没有边界限定的学科。

对客观性与普遍性的追求是人类学的初衷。然而，当人类学开始树立起“科学”的旗号时，就意味着其放弃了对“人文”的追问。而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文却是人类学的根本。即使是高举科学大旗，以反映、再现客观真实性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为策略，人类学亦无法达到科学要求的绝对客观性，因为任何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都留下了西方文化以及人类学家个人的主观印迹。在“田野”、“社区”、“族群”等规范的限定下，人类学现在已不能回答它最初提出的基本问题，更无法达到其预先设置的远景目标。相反，由于理论被工具化，人类学的基本问题被分解，人类学的远景目标被遮蔽，科学与人文的巨大反差更使得人类学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正是这样一门惟一以人类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却看不到人，而只能看到一块块被分割的“田野”与“社区”，即使是“族群”这样一个极富人文意味的概念，也更多体现为社会性存在，而不是精神性存在。在短暂的热闹之后，人类学自身的悖论与困境日益显示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人类学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作为人类学身份标识的“民族志写作”与“田野调查”。

中国人类学反思：从“人类学的中国”到“中国的人类学”

人类学在中国的建立是西方人类学影响的产物，中国人类学从其建立之日起就烙上了人类学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迹。古典人类学时期，中国是原始“异文化”的一部分，在剑桥人类学家哈里森的笔下，中国文化甚至被称为“野蛮”文化；现代人类学时期，中国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即使是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也大都有西方人类学的师承，他们不仅从西方人类学家那里继承了人类学理论，也继承了人类学方法，这就是被视为人类学“身份标志”与“通过仪式”的田野调查。因此，无论是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还是西方人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总称“汉语人类学”），都离不开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类学或者说汉语人类学实际上是“人类学的中国”，即在西方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研究（亦称“人类学中国化”）。

与所有“西学”“中国化”一样，中国人类学学科史是西方人类学学科史的一个分支与一面镜子。在西方现代人类学取代古典人类学之后，中国人类学尤其是社会人类学研究发挥了民族志田野调查特有的优势，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实际的经验，同时也为现代中国乡土社会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应该说是“人类学在中国”的特殊成果。

然而，作为现代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学在中国”最初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下的“异文化”甚至“原始文化”出现的。西方人类学之所以以中国乡土或边陲社会为地点展开田野调查研究，除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反差外，还有一个潜在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传承。倘若人类学仍然在骨子里坚持对普遍性与客观性的追求，这一潜在的原因就不可能消失，因为它将引导人类学家穿过遥远的时空距离，追溯人类文化远古与原初的奥秘。这一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西方人类学家葛兰言以及德・格鲁特的研究中，尽管是致力于当下的民俗与宗教现象，葛兰言与德・格鲁特都情不自禁地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古代文献。

当科学的人类学取代古典的人类学，追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古代文献被搁置，即使是中国本土的人类学家也无视它们的存在。然而，在实际的民族志写作中，西方汉学人类学家与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同时注意到“历史”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现代人类学以共时性研究取代历时性研究的反映，只是与其他无文字的异文化相比，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人类学对历史的忽略显得尤为突出。有学者已经指出，虽然大部分人类学作品已对历史加以重视，但其文本模式仍然保留共时性论的多数特点，历时的视角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中，中国本土人类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作为西方“异文化”与“原始文化”的面目，但其研究也多以乡土社会或民族志研究为基点，而忽略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在人类学反思中建设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古典文化遗产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以古典文化遗产为突破口，就整体的人类学反思而言，它意味着恢复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在人类整体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位置，有效消除欧洲中心主义，重归人类学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本源性问题，变科学与人文的“精神分裂”为“和谐共处”，将古典人类学强调的人文关怀与现代人类学侧重的科学研究相互补充，将文本解释与田野调查相互结合；就中国人类学反思而言，它意味着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在学科自觉的意义上与西方人类学融为一体，与西方人类学平等对话，使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从“人类学的中国”变为“中国的人类学”。

从这一意义上说，从“人类学的中国”到“中国的人类学”，不仅是人类学反思的必然，也是中国人类学反思的必然。“人类学的中国”强调西方与中国的对立，以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人类学”更注重在世界人类学整体中的中国人类学建构。（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