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组建于1942年8月。是年初，鉴于滇湎、滇越铁路对运输援华物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巨大作用，云南省政府有意再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今勐海）的石佛线，北接滇越铁路，南达滇缅边境，以开发滇边少数民族地区。开工之前，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拟委托一家学术机构从事沿线社会经济、民俗风情、语言文化等的调查，以应筑路时的参考和备用之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就此应运而生。负责人陶云逵教授早年留学德国，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其时他和费孝通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研究室其他研究人员还有黎国彬、邢公畹、罗常培等，皆一时之选。
在长期的调研活动中，他们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民族的语言、风俗、宗教、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实地调查，掌握了大批口头和实物资料，抢救了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料。仅黎国彬一人便收集到少数民族的体质个案160多个和摆夷鼓、饭盒、小佛像等一批傣族器物。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们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荣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陶云逵、黎宗献的《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邢公畹的《远洋寨仲歌记音》等。这些成果一部分作为筑路所需资料提供给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一部分作为科研信息发表在研究室自办的一份内部刊物《边疆人文》上。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艰苦工作并非仅仅出于学术的热情，还体现了他们爱国救国的激情。在谈及其间人文调查工作的意义时，陶云逵曾在1942年8月给南开大学冯文潜教授的信中说：“不来边疆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磨沙至元江之摆夷村对泰国已有羡慕之思，而思茅已有摆夷自设傣语新式学校。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这里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警醒意识正是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学者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研究材料而从事学术活动，以作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之用的话，那么冯友兰等人则是在坐拥书城、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以光大民族精神、强健民族自信心为职志埋头于学术研究的。
抗战期间，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面对敌寇入侵、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民族苦难，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义愤和复土建国的愿望。1938年底，他在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应征歌词中写道：“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冯友兰向来是长于文言写作的，但他写这首歌词时，却一反常态用的是语体文，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吟唱，便于传诵，便于用歌声记录荡漾在他心底的民族情感。
毫无疑问，一首歌词远远不能寄托他的事业、承载他的民族情感。其时，冯友兰全副身心地投入著书立说之中，以探究民族精神、寻找民族复兴道路为职志的“贞元六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陆续问世的。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体现，他把这个体系称之为“新理学”。其中，1938年印行的《新理学》是“六书”的核心和总纲。在《新理学》中，冯友兰提出了“真际”与“实际”、“理”与“气”、“道体”与“大全”等哲学范畴,将传统哲学阐释到一个比宋明理学深入得多、明晰得多的境界，而他对西方哲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又使中国旧哲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了现代哲学的意义。该书后来被评为抗战以来最佳学术著作。《新事论》出版于1940年。该书试图用《新理学》中的“理”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所涉及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大事”。在《新事论》中，冯友兰对清末“洋务运动”及“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作了一个全面总结。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上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与《新事论》同年发行的《新世训》是冯友兰所写的关于青年修养问题的著作。《新原人》出版于1942年，是冯友兰将“新理学”应用于人生的成果。该书综合古代儒、道、佛各家的伦理学说，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人生方面的哲学贫困”现象，提出了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四种关系，即“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新原道》是1945年冯友兰所写的向国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著作。《新知言》是论述哲学的方法论的著作，1946年出版。由此观之，“贞元六书”的写作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冯友兰说，这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寓贞下起元之意，故有此命名。何谓“贞元之际”？《周易》“乾卦”有云，“元亨利贞”，先哲释之为自然界的循环发生，“亨”，成长也，“利”，成熟也，“贞”消亡也，正如从春到冬，春又复始一般。“贞元之际”亦即是冬春之际，表示民族抗战虽在艰苦之时，但亦处在觉醒和复兴的前夜，由此表明他以学术创作活动的方式自觉参与民族抗敌大业的努力和爱国立场。冯友兰后来陈述道：“抗日战争激发了我底民族主义的情感”；“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然能够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可以说，爱国主义的情缘正是他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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