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度壁垒”严重阻碍创新生态链的构成
任何创新技术都遵循“技术创新――产品化实践――市场应用――经验积累――技术成熟――更高层次再创新”的“创新生态链”之规律，形成良性循环后，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我国作为技术“后进国家”，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大多数技术的研究起步晚，通常在未完成产品形态时就已落后。在当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跟进或跟踪式的发展难以逾越被“先行者”掌控的专利技术门槛和已形成的即有市场格局，而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也无法回避创新技术从“幼稚形态”成为商品化技术所必经的成熟度培育环节。因而创新生态链的构建中必须设立克服“成熟度壁垒”环节，以避免陷入“创新活动――幼稚技术――市场抵制――成熟无期――回报渺茫――再创新乏力”的困境。
文化缺失是“成熟度壁垒”的成因
造成“成熟度壁垒”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文化的缺失，由于缺乏一个良好的自主创新的生态环境。
其一：“站在巨人肩膀”的教条化。诚然，产品技术的简单引进确实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迅速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并在初期市场得到看似不菲的回报。但“巨人”收取的专利费不会因产品利润的快速下降而减免，用廉价劳动力、优惠税收政策、低廉的能源供应乃至高昂的环境污染代价构成的“空心化”的制造业，最终会因为缺乏技术的自主进步而难以为继。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雄辩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
其二：“市场换技术”的惰性化。沿用至今的“市场换技术”的“金律”正在无情地背向它最初的善良愿望。我们长期重“引进、投资”轻“消化、吸收”，再创新环节从未得到实质性的规范和落实，因而在整体经济上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对外技术依存性”。经济发展的活力，基本上依赖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入和巨额信贷投放或从国外引入低端的生产制造技术。其经济运行质量必然低下，国民实际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也不可能随“漂亮的GDP数字”得到同步增长。“依附型”经济的“蜜罐效应”必然造就“寄生思想”并最终成为技术创新之阻力。
其三：“民族精神”的边缘化。科学无国界，但技术是有归属的。发达国家依赖其技术上的先发优势，想方设法遏制后进国家的技术创新，以实现其“技术殖民”的战略目标。市场经济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社会消费层面上，只有民族精神的理性化回归，才能战胜“无民族灵魂的消费倾向”，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实力，抵御“技术殖民”的侵害。我国现阶段已处于“技术殖民”的威胁之中，且民族精神和意识已被严重边缘化。自主创新技术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示范应用空间，造成社会化的“成熟度壁垒”，阻断了自主技术的成熟升华之路。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完善创新生态链
一是国家创新战略呼唤强烈的民族精神。综观世界科技强国的崛起过程，其外在因素各有差异，但有一个共同的内在因素，就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这是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灵魂所在。韩国科技起步比我国大约晚10年，但其科技竞争力现已跻身全球5强。究其根本原因，是韩国人有极强的民族自立自强精神，“爱国就请买国货”已成为举国上下的自觉行动。韩国的民众能从自我做起、从生活的点滴做起，支持国家自主创新战略。这看似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正因为这种“狭隘”，韩国的崛起才如此迅速。而我国民众似乎缺少了一种“国货当自强”的骨气和敢于向“泊来品”说“不”的勇气，尤其是在消费欲望驱使下，国家的自主创新行为难以得到全民的自觉支持。当年，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其60岁生日时投湖自尽，留下遗书云：“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他是这样强调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崛起的重要意义，以此来唤醒民众。当前，自主创新尽管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尚未形成一种全社会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需教化国人自觉地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不仅要成为自主创新的支持者和倡导者，更要成为自主创新的实践者。
二是国家创新战略要求实施精英教育。科技创新从本质上说是少数精英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精英人才起着引领科技进步潮流的作用。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但是我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却在20位之外，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仅为30%左右，说到底是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缺乏顶尖的精英人才或领军人才。虽然精英人才已经成为我国人才引进的核心内容，但是创新型尖子人才的培养还应立足于国内并发挥好已有的主渠道作用。尤其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实施的精英教育更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现阶段应当加速从知识传承型向知识创造型培养目标转变，需要积极探索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顶尖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培养方案的调整、教学计划的修订、课程体系的优化、教学方法和实验手段的更新、完善创新人才的发现机制等，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和鼓励创新的文化，组建易于学科交叉、融合、渗透的综合研究平台，促进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为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涌现尽可能多地提供外部保障条件。
三是要用“创新园区”扶植尖子创新人才。国家对具有创新思想、创新能力的顶尖人才成长要给予特殊的超常规支持，设立专门的“创新园区”可能是一个捷径。“创新园区”应能起到技术进步“加速器”作用，能大幅度地缩短从“闪光思想”到创新技术的实现路径。为此至少应能提供五种平台功能。这就是梯队架构的助手平台：为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配套相应的创新团队。保障服务平台：提供优良的物业服务和重大技术装备及高档仪器仪表共享服务。创业咨询平台：提供政策、法律、产业与市场信息和公共关系等必需的服务。资本服务平台：管理国家投入、吸引社会资金、连接风险投资等资金和资本运作层面的服务。评估和评价管理平台：对创新技术活动提供科学的评估管理与决策机制。设立“创新园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试图拒泛滥成灾的功利主义与浮躁日盛之社会风气于门外，构建“科技创新的世外桃源”，还科技以宁静，为人才成长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四是要用国家行为推广创新技术。由国家控制的资源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创新战略。政府相关部门要给那些能够“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以及能够带动或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共性技术和配套技术并最终能够形成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的自主创新技术提供一个“国家试验床”，使那些尚处于幼稚形态的创新成果能够尽快度过敏感的技术成熟期，完成创新生态链高端的技术创新环节与下游的商品化可生产技术环节的链接。“国家试验床”当以国家可掌控的行业资源为主体，并赋予其支持和推动本行业密切相关的装备制造业自主技术进步的社会责任。“国家试验床”是创新生态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克服“成熟度壁垒”的关键举措。事实上，世界先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这样的“抓手”来加速创新技术的商品化进程的。
当今，自主创新已成为科技可持续进步的核心，人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构建一个良好和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已成为一个民族决胜创新时代的必由之路。可以确信，有国家创新战略的引导，有政府科学的技术政策，有各个行业的尽心扶持，有全民族的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我国高技术发展所需的创新生态链就一定能够形成。（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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