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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和同情“厚此薄彼” 挑战道德判断令人警醒

2007-01-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华商报记者 陈春平 王培民 我有话说

编者按: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已尘埃落定,但社会捐款一边倒地投向邱兴华的家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不应“厚此薄彼”,但由于邱兴华杀人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华商报日前发表记者的报道指出,从某种角度说,舆论的导向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本刊现摘要刊登这篇报道,以便读者对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保持清醒的体认和必要的警醒。

11个家庭遭遇的不幸

2006年12月28日,对邱兴华杀人案所涉及的11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邱兴华的杀戮,11名遇害者家破人亡,而邱兴华自己的家也未幸免。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案发后第三天,即当年7月17日下午,汉阴县平梁镇凤凰山下的几个村子里,铁瓦殿惨案已经妇孺皆知。惨案中遇难人员,有平梁镇西岭村村民熊万成和宋道成。当晚9时许,熊万成家门口仍围聚着四邻和亲朋,他们都是来劝慰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的。熊万成是西岭村的一名村干部,从2004年开始担任铁瓦殿民主管理委员会住持。

熊万成家里有三间旧屋,屋里陈设简陋、破旧不堪。据邻居介绍,熊万成的妻子尹行巧比丈夫小好几岁,有些弱智。熊万成出事前,他在村里当会计、靠务农养家。近两年他到铁瓦殿做事,有些收入补贴家用,但日子仍过得紧巴巴,得靠妻子娘家救济。熊万成一死,尹行巧家里没了主心骨,娘俩不知日子该咋过?

一想起遇害的丈夫,尹行巧就抱着9岁的儿子流眼泪,她说:“我和儿子咋办呢……”

遇害人宋道成家也是几间旧屋,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案发后,宋道成的儿子回到家里处理后事。对父亲遇害,他们希望严惩凶手,也希望在生活上得到政府和社会帮助。

据汉阴警方办案人员介绍,邱兴华杀人案中的其他遇害人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在邱兴华被抓捕归案后,5名遇害人家属分别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要求邱兴华在经济上赔偿他们的损失,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

与此不同的是,邱兴华的家人在案发后一直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女儿梅梅回外公家时,穿上了一套新运动装;家里人用上了手机,可以随时和外界联系;因为看电视信号不好,何冉凤专门买了一个接收器。12月28日,邱兴华二审宣判当日,何冉凤再次告诉记者,她目前收到六七个人的捐款,大约有五六千元。

而就在此前不久,邱兴华杀人案民事部分开庭。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一番话,令起诉的遇害人家属大失所望,并有些心灰意冷。

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说,提起民事诉讼的遇害人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但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

孤儿寡母的一封求助信


遇害者熊万成的妻子希望能得到救助

2006年12月初,记者接到熊万成妻子尹行巧写来的一封求助信。信中说:“我自幼智商较差,无文化,身体孱弱。熊万成家境贫寒,我嫁给他后,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务农和他在铁瓦殿谋事的一点微薄补助。现在丈夫无辜被害,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失去了,我们唯一的顶梁柱也倒了,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孤儿寡母没有一点依靠和指望,这一段时间主要靠亲戚和乡里乡亲的救济施舍艰难生活。我知道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但我绝望得不知怎么办?”

在信中,尹行巧“希望能通过政府帮助,挽回我这个身弱无助女人对生活的信心”。从9月份开始,尹行巧分别将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结果。

为何邱家人受社会捐助,而遇害人家属反受冷落?对这一现象,汉阴县公安局局长邱祖满分析认为,这与舆论在案发之初的报道引导有关系。他说,有媒体过分渲染了部分案情与邱兴华的家庭生活,对遇害人家属的状况却没有提及,这就使得外界获取的信息不对等。

据介绍,向邱兴华家人提供捐助的,多是南方福建、广东一带人。邱祖满说,尽管邱兴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但其家人生活困难是应该值得同情,接受捐助也无可非议。但捐助状况一边倒,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是不正常的。

邱祖满表示,当时的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这也是让人担忧的。如果公众没有基本的社会道德水平和正义感,缺乏最起码的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准则、规范和法治可言?

邱家人受益于“眼球效应”


邱兴华从被抓获到枪决,一直是舆论的焦点

在汉阴县“7・16”凶案发生、侦破及审判过程中,邱兴华始终是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们谈论最多、记忆最深的就是邱兴华及其家人,却忽视了11名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艰难生活和悲伤心理。这种对杀戮者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不平等的同情,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呢?

安康学院心理学副教授黄路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媒体的长篇渲染,使邱兴华杀人案的主凶和家属也演绎着“名人效应”。黄路阳说,邱兴华的家属收到社会捐助而被害人家属却没有,这是因为邱兴华杀人案出现在传媒上的频率多,给人心理的印象深刻,有较强的冲击力,吸引眼球,有点类似名人的效应,事件自然关注度高。

黄路阳分析认为,从受害的角度来看,邱兴华的家属和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凶案发生后的直接受害者,人们的捐助和同情应当是平等的,不能厚此薄彼,但由于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某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受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在同情心理的驱使下,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产生直觉上的同情,为其捐款捐物也在情理之中,而同样需要同情和捐助的11名受害者的家属却被公众不自觉地忽视了,舆论的导向从某种角度说,影响了人们的心理,促使了这种令人不解的社会现象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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