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5日晚,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荣高棠同志去世的消息,深为悲痛,也很感意外。就在一个多月以前,他还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去看望薄老(即薄一波同志),不知他现在何处,要我帮助联系一下。此后,我们在北京医院门诊又碰过一次面,我看他仍然是那样精神矍铄,步伐稳健。想不到那次见面,竟成永别。这些天来,高棠同志的身影
第三次担任秘书长职务
1982年9月,根据邓小平同志建议,党的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任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任副主任。
由于中顾委成员都是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且大都年事已高(当时平均年龄为74岁),需要一位既有资历威望、又有组织才能、身体健康的老同志担任秘书长,协助薄老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高棠同志也是一位老革命家,早在延安时期就为许多同志所熟知。他为人豁达开朗,善于团结同志、协调各方,是秘书长的合适人选。
1983年1月,高棠同志接到了中央任命,颇感意外。他去找薄老说:“我今年都71岁了,已经退居二线了呀,可以休息了嘛!”薄老笑了笑说:“高棠呀,这可是中央的决定。”面对组织决定,这位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只能愉快地服从。于是他又从二线回到一线,投入了和老同志们打交道的工作。他幽默地说:“这下倒好,我从体委老同志退成了中顾委的‘小青年’。”
我有幸担任中顾委副秘书长,协助高棠同志工作。他长我18岁,是我的革命前辈。在此之前,我们并不相识,但他的声望,特别是对体育事业的重大贡献,我是早有耳闻的。我对他非常敬重,他对我也给予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中顾委共两届10年,我和他合作一届(和李力安同志合作一届),深感受益匪浅。尤其是高棠同志那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
在中顾委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高棠同志就对我们讲,他参加革命以来和秘书长这个职务特别有缘。1949年担任团中央的第一任秘书长,1952年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第一任秘书长,1983年又担任中顾委的第一任秘书长。前两任秘书长,都是和青年人打交道,而后一任秘书长是和老年人、老革命家打交道。他说,和老革命家打交道是一门新的学问。因为中央顾问委员会这种组织形式,在我党历史上是个创举,无前例可循。中顾委聚集了近200名老革命家,他们都是党和国家的元勋,作为中顾委的办事机构,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好。他还提出,中顾委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我这个秘书长在内,都必须树立一种思想:我们是为老同志服务来的,不是来当官的。在老革命家面前,我们都是服务员、秘书,是干具体事情的。因此,中顾委机关20多名干部(大部分是局处级干部),在高棠同志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首先从关心老同志生活做起
中顾委的主要任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协助中央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要关心委员们的健康。
十二大选举产生的172名中顾委委员中,有119人在北京。这些老同志刚从一线退下来,难免会感到有些不习惯,不适应,生活上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薄老和高棠同志考虑到这种情况,决定在1983年春节前,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带领中顾委全体工作人员,普遍探望一遍在京的中顾委委员,并向长期住外地的委员写信,表达党中央、中顾委对他们的问候,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和实际困难,征求对中顾委的意见和建议。当时高棠同志已是七十出头的人了,却和工作人员一道,从早到晚,冒着严寒,一天探望好几位委员。他的这种精神使大家十分感动。
探望结束后,他给中顾委常委写了报告,汇报探望情况。他在报告中说,这次看望老同志普遍反映很好,都认为中顾委派人看望他们,了解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他们感受到中央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报告还提出,逢年过节看望老同志、关心他们的生活绝非小事,而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应形成制度,常抓不懈。为了使在京老同志感受到党的关怀,建议在每年春节前由有关部门共同举办一次老同志迎春茶话会。
1983年2月22日,中顾委常委会就高棠同志的汇报向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批准。从此以后,中顾委机关形成了三项制度:一是逢年过节或委员生病住院时,中顾委机关要派人去看望;二是对80岁以上的委员,逢五逢十寿辰时,中顾委机关要派人前往祝贺,送生日蛋糕;三是每年春节前,中顾委办公室(后改为办公厅)要和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后来加上北京市委)共同主办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这三项制度坚持了十年。中顾委撤销后,关于举办老同志迎春茶话会的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
此外,为了给老同志提供健身场所,中央决定将“文津俱乐部”从国家体委划归中顾委使用。由于高棠同志是体育界的老前辈,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接交事宜很快就顺利完成。这不仅为中顾委老同志做了一件好事,也为在京党政军的其他老同志提供了方便。
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
高棠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到严重迫害,他先后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1975年解除关押后又被送到外地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2月才回到北京,重返工作岗位。在此期间,他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夫人因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患了严重的疾病,就在荣老恢复工作之后去世了。这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灾难。可是高棠同志把个人痛楚深埋心底,很少谈及这些事,仍然一如既往、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
在中顾委整党过程中,有些老同志谈到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恩恩怨怨,高棠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些老同志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历次运动的风风雨雨,有些还蒙受过这样那样的冤屈,但终究是走过来了。这次整党,应该本着小平同志提出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不要算旧账,不要有怨恨,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听了他的这席话,我由衷地感到敬佩。他不仅对我们这样讲,对子女也是这样教育的。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要保持安定团结,一心搞四个现代化。这多少年来,政治运动太多了,把国家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把人也搞得糊里糊涂。现在需要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加紧搞四化,绝对不应当再乱了。”“今天的大目标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切事都要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去衡量。不利于安定团结、搞四化的话和事不说不做。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还在信中委婉地提醒孩子不要因为“文革”中家庭受到冲击而对毛主席、对党的信念产生动摇。他说:“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要一分为二的。没有神仙皇帝。毛主席也是这样讲的。毛主席还是我们党、国家、人民的胜利的旗帜,团结战斗的旗帜。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和毛主席一起战斗过来的”。
高棠同志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进退荣辱放在第二位。1987年“十三大”前,他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秘书长职务,让位于年轻一点的同志。1992年“十四大”前,他多次在中顾委会议上表示,坚决拥护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建议。他说,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十二大”党章规定得很明白,中顾委是个过渡性组织,目的是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现在这个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老同志应为建立退休制再做一次贡献。
就在高棠同志辞去秘书长职务之后不久,他主动为我题了一幅字,上面写:“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这幅字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态度。他把个人的“宠辱”和职位的“去留”看成是很自然的事,看得很淡。
高棠同志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排解心中的郁闷和烦恼。例如他曾谈到:“文化大革命”被关押期间,开始一段思想上怎么也想不通,情绪非常低落,甚至感到绝望。后来从观察中得知,和他关押在一处的还有几个“大人物”。他想,他们的地位比我高,功劳比我大,他们能蒙受冤屈,我又有什么想不开呢?这样一想,心态就慢慢平静了。他说,过去在工作岗位上没有时间读书,关押后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几年里,他把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一遍,还读了一些马列的其他著作,增加了不少理论知识。
身在顾委却不忘体育事业
高棠同志从事体育事业一辈子,对体育有深厚的感情。在中顾委时,我们办公室紧挨着,不管工作多忙,他都要忙里偷闲地观看体育比赛的实况转播,有时还发出叫好声和叹息声。中顾委老同志说:“高棠对体育的这个劲儿,到哪儿也改不了。”
在他的鼓动下,中顾委有很多老同志都担任体育专门协会的名誉职务。如邓小平同志是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薄一波同志是游泳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任穷同志是女子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程子华同志是足球协会的名誉主席,等等。他本人也是桥牌协会主席、高尔夫球协会主席。每逢大赛取得好的成绩,他都要请名誉主席发贺电、打电话,有时还把运动员接到中南海中顾委来,请薄老等讲话、照像,以资鼓励。
中顾委委员每年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去基层搞调查研究,调查题目自选。他作为中顾委委员、秘书长,当然也不例外。由于对体育行业熟悉,也有兴趣,所以他的调查题目往往都与体育有关。即使是为别的事去外地,他也要找体育界的老熟人聊聊天,了解体育界的情况。如1983年上任的第一年,他就去北国冰城哈尔滨跑了一星期,到运动队看教练、运动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到中小学了解中小学生体育课程安排的科学性,宣传小平同志关于体育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的思想;视察体育场馆设施;到业余体校去看少年队员训练,给这些三线生力军鼓劲儿。就连与滑冰项目有联系的冰刀厂也要去参观了解一下。临上飞机前几个小时,他还应邀到火车头体协做了场报告。这种满负荷的运转,就连二十多岁的秘书也叫累不迭。
高棠同志1987年5月辞去中顾委秘书长职务后,又回到国家体委当顾问,继续从事他一辈子为之奉献的体育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高棠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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