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层民营剧团对满足乡村大众的文化权益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是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这种基础性作用的实现，一在于经济状况的改善，二在于传统习俗的维系
晋江、莆田、福清等地是福建沿海地区出了名的“戏窝子”，分别是高甲戏、莆仙戏和闽剧的“根据地”，几乎乡乡都有戏班，村村都有戏台。这里无日不演戏，无人不看戏，民间戏剧成了乡村大众日常的文化生活和普适的精神食粮。这种日常的文化需求直接拉动了基层民营剧团的迅速发展。目前，福建省沿海地区基层民营剧团有760多家，年演出14多万场，观众人次过亿，演出收入达到4亿多元。可以说，基层民营剧团已经成为乡村演出的主要力量，它们满足着乡村大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体现出市场机制在基层文化建设、特别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调节作用。毋庸置疑，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作用首先得益于福建沿海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这一地区迅速发展且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使得当地居民家庭收入逐步增长，使之为自己日常的文化需求“埋单”成为可能。然而，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必然导致乡村文化消费的提升和基层民营剧团的兴盛，维系和拉动众多基层民营剧团生存和发展的，还有传统习俗等深层次因素。我们发现，基层民营剧团的“演戏”是应当地居民所“请”，是个别居民在“吉日良辰”或“欢情喜事”之际，独自“埋单”请邻里乡亲看戏。“请戏”者的动机往往出于图吉利、求发财、保健康、谢恩还愿等心理，其结果也就使邻里乡亲有了“文化生活”。显而易见，乡村大众的这种“文化生活”是缺乏选择性的。在许多情况下，“看戏”的行为本身比“看戏”的文化内容更重要。如果说某些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解决了谁“有可能”为基层民营剧团的演戏“埋单”的话，那么上述既讨吉利、又笼人心的传统习俗在事实上落实着谁“有必要”为演戏“埋单”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往往也意味着传统习俗的淡逝，消费能力的增长也往往伴随着既往消费需求的萎退；同时，这种对大多数乡村大众而言的“无选择”看戏，是否意味着其基本文化权益的真正实现和满足？
二、在基层民营剧团的生存抉择中，地区经济条件和地方方言特性决定着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层民营剧团就像是戴着双重镣铐的舞者，必须在有限的市场空间中应对异常激烈的竞争
基层民营剧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晋江、莆田、福清三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基层民营剧团的生存状况也各有差异。晋江、福清地区经济实力在福建排名靠前，场均演出费一般能达到3000元左右，剧团的生存环境也较为优越。而经济实力稍弱的莆田地区，场均演出费只能维持在1500元上下，剧团的生存状况就相对窘困。实际上，在经济状况更差一些的闽西地区，就几乎没有基层民营剧团在活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市场经济虽然催生了基层民营剧团，但地理位置相邻的晋江、莆田、福清三地在演出上却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基层民营剧团大都局限在本地而极少跨地区演出，这使得其发展完全受制于当地经济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我们注意到，这种演出市场的地域性限制主要是由地方戏方言基础上的声腔体系所决定的。活跃在晋江地区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为基础，而莆田地区的莆仙戏和福清地区的闽剧则分别以莆仙方言和福州方言为基础。一般来说，声腔体系的方言基础是基层民营剧团的立身之本。正是依靠方言的亲和力，剧团的“演戏”吻合了民间“请戏”者的愿望。一种乡音的言说和在这种言说语境中的相聚，比那些说着“普通话”的影视作品更贴近乡村大众的文化习惯，也更能符合他们的文化需求。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建立在方言基础上的审美取向，客观上也导致了基层民营剧团演剧市场的地域性和自闭性。语言标准化作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基层民营剧团市场需求增长的缓慢甚至停滞。在相对自闭的地域市场环境中，一旦进入市场的剧团总量失衡，众多基层民营剧团就不得不应对激烈的竞争。这种围绕艺术资源和市场资源的生存抉择和求生角逐，将使基层演出市场的秩序和演艺产品的质量都面临异常严峻的考验。
三、在有限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基层民营剧团短视的谋生逐利本能导致剧本陈旧、制作简陋、演技平庸等问题大量存在。基层民营剧团应逐步确立以优质演剧产品打造文化品牌的意识，在满足乡村的文化需求中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在有限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基层民营剧团在演员配置、剧目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近乎苛刻的成本算计。受“请戏”需求和“演戏”报酬的限制，基层民营剧团规模一般都不大，基本控制在35人左右。其中，非演出人员不超过四分之一。为了稳定队伍，演员全部实行合同聘任制，演出收入严格“按劳”分配，主要演员与一般演员的差距也较为合理。应当说，基层民营剧团的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都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生产的一般规律和要求。然而，微薄的利润空间和潜在的商业风险，常常动摇和限制着基层民营剧团艺术生产的投入，剧本陈旧、制作简陋、演技平庸等问题在其艺术生产中大量存在。首先，基层民营剧团当下演出的剧目多是伦理、情爱、公案等传统剧目，搬演“幕表戏”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还存在部分剧目胡编乱造甚至随意篡改和盗用他人剧本的情况。其次，为了节约成本，基层民营剧团排戏时间往往非常短促，专业导演每每“缺席”，舞美服饰常常凑合，其演出大都显得比较粗糙简陋，让人颇有应酬、应付之感。其三，基层民营剧团演员的来源主要有国有剧团转入、剧团“团带班”培养和普通艺校培养三类。其中虽然也有出类拔萃的“台柱”，但演员整体素质较低，经常是团带学员还未学成就上台滥竽充数，往往使“台柱”的光彩淹没在“滥竽”的平庸中。近些年来，乡村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明显提高，无论在赢得市场竞争还是从满足大众文化权益来说，基层民营剧团都必须确立以优质演剧产品打造剧团文化品牌的意识，在满足乡村大众的文化需求中获得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四、基层民营剧团的生存抉择，不仅存在“能力”问题，而且存在“认识”问题。为更好地满足乡村大众的文化需求，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基层民营剧团的引导和扶持上更有作为
当前基层民营剧团存在的问题，有些是自身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有些则从根本上受制于其自身的发展定位。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其坚决贯彻，无疑促进了基层民营剧团的发生；但它们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市场引导和政策扶持。为了更好地满足乡村大众的文化需求，政府有必要在基层民营剧团的管理和服务上更有作为。首先，要加强示范性剧团的建设。事实上，基层民营剧团的艺术生产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和学习当地县级剧团，邀请这类剧团主创人员参与艺术生产也一直是基层民营剧团加强自身建设的主要途径。因此，加强各地县级剧团作为示范性院团的建设，并强化这类剧团指导基层民营剧团的职能，将有利于基层民营剧团艺术生产的引导和乡村大众文化趣味的提升。其次，要加强优秀剧本的采集、推荐工作。针对当前基层民营剧团因种种原因原创剧目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政府有必要出资组织创作或购买一批适合乡村演出、有力于巩固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基础的优秀剧作，推荐给基层民营剧团无偿使用。第三，要加强基层民营剧团演员的培训工作。可以结合优秀剧目的推荐，围绕这些剧目的排演开展演员的培训，通过示范性剧团主创人员的指导，使演员在艺术实践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演艺水平。第四，要加强市场秩序的监管。健康的演出市场需要培育，降低演出单位的“准入”门槛不意味着降低其生产水准。为此，应当加强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明确基层民营剧团的演出条件和艺术水准，在确保演出质量中建立市场秩序。同时，要加强演出市场监管的力度，重点开展对非法中介（有些地方还存有欺行霸市的“戏霸”）、侵犯版权、伪劣产品等现象的整治工作，为基层民营剧团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第五，要加强资金补贴的引导。要把基层民营剧团的生存抉择，放到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视野中来审度。在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的五个方面的工作中，必要的资金补贴是一项重要的引导对策。这项补贴，要解决经济状况相对贫困地区的乡村大众“看戏难”的问题，引导基层民营剧团由政府补贴为其演出；要解决乡村大众“看好戏”的问题，这个“好”既包括思想道德基础的建设，也包括审美鉴赏素质的提升；要解决乡村大众“常看戏”的问题，不要让乡村大众总是把“看戏”与“埋单”者的迎神娱佛、谢恩还愿联系在一起，要让他们感受到政府对其基本文化权益加以保障的热忱和决心；要解决基层民营剧团“演新戏”的问题，这不仅意味着促进其艺术生产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在剧目内容上把“三贴近”真正落到实处。
基层民营剧团的生存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诱发和推动，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只有健康的市场和负责任的政府形成合力，基层民营剧团才能得到更有成效的建设，乡村大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也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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